《高大霞的火红年代》共同回忆那段革命历史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高大霞的火红年代》这部小说？
郝岩：这是我在《王大花的革命生涯》之后积累五年创作的又一部谍战作品。以 1945 年到 1949
年间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连为背景，我党女英雄高大霞受组织委派回大连执行任务，在对抗国民党反
动派一连串破坏革命的阴谋活动中，她被潜伏的国民党特务陷害蒙冤，却斗志不减，挫败了敌特方
若愚和麻苏苏等人的多次行动。高大霞和曾留苏的傅家庄脾气秉性大相径庭，在一次次危机中逐渐
成为可靠的战友，也生发了感情，最终取得了“夺城之战”的胜利。这部作品见证了共产党与人民
群众的血肉相连，展现了共产党员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和坚毅勇敢的光辉形象。
记者：您是大连人，包括《高大霞的火红年代》在内，您的很多作品都以大连为故事背景，推
广了大连的城市历史形象，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
郝岩：这部小说把当年大连的“搬家运动”、大连建新公司（523 厂前身）为解放战争制造和输
送军火、印制《毛泽东选集》和《共产党宣言》等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为故事背景写了进来。我从最
平常的生活着墨，比如书中提及的老青泥洼桥，是大连知名的商业中心，是几代大连人的记忆。逐
一呈现了大连的海麻线包子、油煎焖子、海鲜等特色美食，以及有轨电车、铁路医院、宏济大舞台
等历史信息，都能让全国观众感悟大连，品味大连。我想每一个作家都会在作品中满怀热情地描摹
和讴歌自己的家乡。
记者：您写了抗疫题材的《笑着对你说》，这类作品其实不太容易把握，如何更好地选择素材
达到升华？
郝岩：武汉疫情时有一则新闻，一位大连小伙儿阴差阳错在武汉下车，为了找个“包吃包住”
的地方，报名去医院做志愿者，在抗击疫情最前线上演了一幕守望相助的温暖故事。这段故事在网
上迅速走红，央视等各大媒体追踪报道，我还发了一条朋友圈，为小老乡感到自豪，很多朋友留言
说可以写成电影，还说与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幸福终点站》有神似之处。正巧，刘威老师推荐我
给一家影视公司写一部抗疫题材的电影，单位也想让我就这个故事写一部广播剧。我觉得比较难，
因为各种报道铺天盖地，没有新鲜度了，如果照实写，不如去看新闻。但新闻不是文艺作品，一部
剧作必须要有丰富的情节、别致的人物关系，还有思想、结构、语言、角度、情绪等。我重新编织
故事，加入了很多医护工作者、其他志愿者，以及患者的影子。男女主人公都是“90 后”，他们在
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影响下，在残酷的疫情面前，找到了自己对小家、对国家应该扛起的一份责任。
导演、演员是团体作战 编剧的创作更像孤军奋战
记者：您的作品多是小说和剧本同步，现在影视剧市场上改编作品比较多，您如何看待原创和
改编？
郝岩：这些年影视行业关于原创的讨论从没有间断过，尽管影视剧市场越来越红火，关注度越
来越高，但是原创作品的生存空间并没有太大改变，原创的重要性也没有得到更多的尊重。我常常
听制片商说，原创不如 IP，IP 有现成的受众群、影响力很大，起步就不一样。投拍原创剧，意味
着从零开始开发市场，风险太大、回报太慢，费事费力。但是我始终认为，原创力才是创作的生命
力所在。不得不承认，大量大制作、大投入的 IP 改编作品都失败了，既没有市场效应，也没有口
碑。其实这是一个必然结果。改编 IP 是捷径，但 IP 质量参差不齐，真正适合改编的不多，而且特
别需要优秀的编剧来改编。但是，制片商把大量的资金拿去购买 IP、找“流量明星”，却不肯在剧
本上下功夫，为了省钱，甚至只找生手来改编，结果就是拿出了一些经不起考验、漏洞百出的作品。
这是 IP 走向枯竭、热潮逐渐降温的根本原因。
记者：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而创作的作品，会是好作品吗？
郝岩：记得以前我参加过一个电影文学学会举办的原创剧本大赛，总共三百多篇作品参赛，特
别幸运的是，在盲赛中我拿到了第一名，在另外一个“创投”的评比中，我也拿到了第一名。当时
就有很多公司来找我，要投拍，我接触了其中一家，过了很长时间，基本原地踏步，其中有一条原
因是人家说要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我对这个说法比较抵触，我认为好作品不应该仅仅满足年轻人的
需求。我觉得《战狼 2》也好，《我不是药神》也好，能拿到这么高的票房，它还真不是一味地迎
合了年轻人。正因为有中年人、老年人走进影院，才能抬高票房。
记者：您认为成功的剧本对于影视剧意味着什么？
郝岩：剧本不好，地动山摇。一部影视剧的完成过程就像是一场接力比赛，编剧跑第一棒。几
年前我接了一个改编项目，那也是我唯一一次做改编剧本。那是一部战争题材的网络小说，之前改
编了五六年都没改成，前后换了六任编剧，交到我手上已是第七任。开始我并不知道制片方找过那
么多编剧，到我改编结束后，项目终于做成了，对方才告诉我。也就是说，第一棒跑不起来，交不
出去，这场接力赛就得半路夭折，第一棒决定一部剧作的整体，后面几棒是为这个项目加分或减分。
如果说导演、演员之间的合作是团体作战，那么编剧的创作过程更像孤军奋战。剧本的好坏，不仅
取决于编剧的才华，也取决于编剧的责任意识。在项目前期如何拿捏题材，如何设计好大纲，这些
基础性的工作做好了，后面的事情才能顺利。编剧是决定作品高度的人，很多项目想法很好，但最
后进行不下去，跟编剧的能力与责任心有很大关系。
剧本不是流水线产品 而是带着温度的情感集合体
记者：您是否更愿意创作现实题材的作品？
郝岩：因为做了多年的记者，我几乎接触了社会各个层面，我更喜欢写那些平凡质朴的生活，
那样的生活和那样的人才是真实的、有温度的。我追求人性温暖的一面，追求生命善良、美好的一
面。有些影视剧里的所谓生活是飘在半空的，我相信平凡的生活里蕴藏着最能打动人心的力量。我
早上起来经常送孩子上学，然后逛逛早市，之后或写稿子，或谈事情，这是我经历的真实生活。之
前有投资方说我的故事和人物烟火气太重，劝我写点儿高冷的“白骨精”，要时尚，要酷，要引领
潮流。我说对不起，我见过的精英也都吃人饭说人话，做作的“精英”不是我心目中的人物。
有一位制片人曾对我说，推荐剧本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这个类型的剧市场上没有，要说这个剧
市场上特别受欢迎，不少热门剧都是这种类型。这番话让我很无奈。有太多“伪生活剧”，里面的
人物根本不是现实生活里的人物，但很奇怪，市场又特别欢迎这类剧。我不想跟风，哪怕知道这种
剧有市场。我想尝试写特别写实的生活剧，把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对人性的理解呈现出来，哪怕遭
遇市场的白眼。
记者：观众常说能看得下去就是好作品，从作者角度来说如何才能让人看得下去呢？能否谈谈
您的创作经验？
郝岩：有一次我写了一个剧本，片方找了十多名剧本医生来谈意见，他们说，剧本五分钟要有
一个小高潮，十分钟要有一个爆点，这是规律。我说，这不是我能做到的，我也不喜欢这么做，因
为剧本不是流水线产品，是带着温度的情感集合体。任何情节的发生都应该合情合理，而不是刻意
为之。一个故事，一个人物，首先得打动我自己，我才能写好。如果创作者自己都不能接受，观众
当然更加不能接受。尽管当下影视创作有大量的流水线模式，并被认为是正常现象，但我仍然愿意
下一些笨功夫。流水线出来的作品是模式化的，千篇一律，艺术创作不是零件组装，成功的作品都
具有独特性，不是拼接出来的。
印象
塑造高大霞 讴歌革命理想
作家郝岩的长篇小说《高大霞的火红年代》近日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与小说同步创作的幽
默谍战剧《霞光》也正在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档播出。
这部幽默谍战小说，可以说处处欢乐，步步惊心。主人公高大霞遭遇各种艰险，一路哭笑闹骂，
巧冲妙撞，也一直坚守信仰，过关立功。她泼辣难缠，与潜伏在大连警察局的老牌国民党特务方若
愚斗得难解难分；她呆萌搞笑，错把特务当姐妹，误把自己的同志当坏人；她坚强真挚，被冤枉被
怀疑也不放弃革命信仰；她敢爱敢恨，连谈恋爱都是脆生生直勾勾……故事情节环环紧扣，扑朔迷
离，呈现出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物。这部作品也透过高大霞的故事，阐释了高远的立意
格局，讴歌了革命者的理想主义和大无畏精神。
《霞光》导演毛卫宁评价这部小说时说：“我作为导演，非常负责任地说，小说中有更多细节
韵味我没能拍出来，这一切都留给读者去体味细品吧!”出演高大霞的佟丽娅认为这个角色在自己
的演艺生涯中十分特别，“她很生动，很有生命力，让我有很多表演空间，演起来很过瘾。忠于祖
国，忠于信仰是一个共性的主题，《霞光》并不是简单地将小人物置于大时代，而是塑造出了一个
个丰满立体的艺术形象，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让人感动。”
除了这部《霞光》，郝岩近期还与毛卫宁导演合作了《百炼成钢》。作为建党百年献礼剧，剧情
跨越一百年，经历实地采访，全景呈现了党的发展历程。
郝岩最著名的电视剧是《王大花的革命生涯》，当年曾创下央视年度收视率第一的佳绩，如今
他仍是大连一家报纸的编辑，笑称自己只是“业余编剧”。他的创作题材跳跃性很大，谍战、悬疑、
动作、年代、现代、生活喜剧均有涉猎，且个个有模有样，令同行感到惊讶，他说：“成功的编剧
不光要考虑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还要想到画面、场景，甚至场景制作费，这些任务开始都集
中在编剧身上，一定要把剧本做扎实，开拍前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到。这很难，但又必须得做好。编
剧要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尽力做到完美，不留或者少留遗憾。”
郝岩自述
我其实是个业余编剧 反而更能守得住底线
我一直排斥“文学青年”这个称谓，现在这个称谓更像一种嘲讽，但我能走到今天，确实得益
于文学的滋养。在大连十六中读高中时我给《海燕》杂志投稿，编辑王传珍老师对我帮助很大。那
个年代的编辑都特别认真，为了一篇文章会把作者约到杂志社面谈，提出修改意见。
王传珍老师调到大连电视台电视剧部，又引领我走上了电视剧创作，给予了我太多的帮助和鼓
励。我在王老师制作的几部电视剧中担任过策划，写过歌词。2009 年 10 月，我们合作的《冷箭》
在央视一套、八套和多家卫视热播，获得当年央视的优秀剧目奖。
我在报社做记者时，有一次到长海县一个海岛采访，发表了通讯《多罗姆的旗帜》，说的是一
名坚守在海岛上的年轻女教师与海岛上仅有的五六个学生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创作成电视剧《红
帆》，曾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很多影视公司听说我的正业是记者，觉得不理解，希望我做全职
编剧，可我还是有点儿舍不得记者这个职业。所以说，我其实是个业余编剧。这挺好，写好了，人
家说业余的能干成这样不容易，写不好，人家说他就是一个业余的，这样我没什么压力，反而守得
住底线。写新闻也是一种创作，不是说新闻可以胡编乱造，而是同一件新闻，每一个记者写出来的
稿子都有所不同，文笔也有很大差异，这其实是对新闻的一种再创作。
我的剧作显得很杂，有谍战剧，有家庭伦理剧，还有年代戏。我觉得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编故
事、塑造人物，只是题材不同。即使我没有体验过，但是我把看书、看影视剧的过程都看成是一种
体验，只要把生活嚼烂了，就没有题材的局限。
以前我是因为喜欢和有了灵感才去写，那种状态下写作过程是快乐的。现在因为有合同，在一
定的时间内必须完成，一个剧接到手，就意味着剧本创作进入倒计时，在规定时间内拿不出剧本，
就没办法开始下一步工作，压力会很大。我还是喜欢自由一些，随性一些，但往往身不由己。
我平常工作和生活在大连，比较远离影视圈里的人和事，这可能也和我的性格有关，这样让我
觉得自在舒服。我比较较真儿的事，可能都在创作本身了，这个行业虽然光鲜亮丽，但对编剧来说，
要简单许多，把每一个活儿做好，应该饿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