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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主题: 《资治通鉴》讲座东汉三国:士大夫与豪门政治(三)士风矫激:东汉士大夫政治
来源: 月读
发表日期: 2015年第8期
作者: 张国刚
资料类型 期刊
关键词 《资治通鉴》 讲座 东汉三国
东汉的宦官专权
  东汉宦官参与政治,在和帝以及邓太后时就有了,比如,忠心耿耿的郑众和大名鼎鼎的蔡伦(造纸专家),都曾是皇帝和太后的得力助手。宦官整体得势,是安帝去世之后。由于阎太后的干预,安帝独子刘保不能顺利即位,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歃血为盟,发动宫廷政变,杀死阎氏兄弟子侄,将阎太后迁出宫,拥立年仅十一岁的刘保为帝,是为顺帝。事后十九位宦官因拥立之功全部封侯。汉顺帝刘保靠宦官上位,宦官自然得势,但是,此时的宦官还谈不上擅权。
  144年,顺帝死去,无嗣,冲帝即位,顺帝的皇后梁妠升为皇太后,父亲梁商、兄长梁冀先后以“大将军”的身份掌权。冲帝夭折,质帝即位,朝廷依然是梁家的天下。146年,年仅九岁的质帝,在朝堂上指着梁冀的背影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得知后,如芒刺在背,竟然毒死了这位童言无忌的小皇帝。短短两年,“皇纲三断”(顺帝、冲帝、质帝三位皇帝崩驾),东汉陷入深重的皇位继承危机。梁冀在立帝问题上一手遮天,一意孤行。最后,梁冀妹婿、蠡吾侯刘志,继立为帝,是为桓帝a。梁家的势力历经顺帝、冲帝、质帝、桓帝,势焰熏天,是东汉外戚最跋扈的时期。
  外戚势力强盛,反外戚的势力聚结起来,必然也更有冲击力。史称“(梁)冀秉政几二十年,威行内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亲与”a,尤其在梁太后死后,梁冀与桓帝发生了严重的权力冲突。延熹二年(159),桓帝把宦官唐衡叫到厕所里商量对策,随后秘密召见几位不满梁冀专权的宦官,共定其议,歃血为盟。皇帝与宦官歃血为盟(尽管是桓帝啃宦官单超的手臂出的血),去做一件除掉外戚的事情,可见,其事件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了顺帝时期十九个宦官歃血为盟的程度。
  八月,桓帝派军队包围了梁冀住宅,强行收回了梁冀的大将军印绶,梁冀夫妻即日皆自杀。从此之后,宦官全面掌握着朝政,特别是所谓“十常侍”,更是跋扈嚣张,窃威弄权。地方上“兄弟戚姻,皆宰州临郡。”b瓜分了原本属于士大夫的那份蛋糕,激起了士人的普遍愤懑。特别是当这种不满情绪与外戚和宦官的冲突发生共振的情况下,孕育起来的风暴,威力就会更大。
  士人清议与名士
  东汉的儒学,由于光武帝、明帝、章帝等的提倡,十分繁荣发达。到了桓帝灵帝时期,京师的太学生和地方郡国及私学的儒生数量,总数已超过十万人,他们互相推引,互相声援,其中的一些名士,更是声望隆重,万人景仰,构成了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势力。
  东汉士人做官,多数通过公府辟召和地方察举等手段。地方察举制度,是指各郡国推举孝廉(孝子、廉吏):一般按照郡国人口比例,每20万人举1人,全国大约228人。入围条件一般是年四十岁以上,“经明行修”。
  公府征辟制度、朝廷辟召,是指朝廷征召一些社会名士,直接到中央任职。比如以德行高尚闻名的陈寔仅任太丘县长,每次朝廷三公缺位,总有人会想到他。太尉杨赐、司徒陈耽,“每以寔未登大位而身先之自愧”。东汉末经学家郑玄,直接被征召为大司农(农业部长),朝廷安排专车去迎接,一路上所过之处,“长吏迎送”。
  但是,在宦官外戚的黑暗统治下,州郡牧守在察举征辟时,往往逢迎当朝权贵的私意,望风行事,而不附权贵的刚正士人则受到排斥。士人们通过品评时政人物,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称为“清议”。太学是清议的中心,太学生们试图通过清议影响现实政治,反对当权的外戚宦官,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也为了拯救沉沦的东汉王朝。这自然会招致外戚宦官的反对。于是,士人们或智或愚,各显神通,尽露本色。
  东汉名士颇有傲人的品行。如杨震不接受昌邑县令王密的贿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千古传播;其子杨秉,官至太尉,“为人清白寡欲”,自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a除杨震父子外,还有许多士人,表现出独特的名士风范,然而,一旦过了头,就成了“矫激”。
  什么叫矫激呢?激是偏激,矫是矫情。求名过了头,名不副实;谦虚过了头,弄得不真实,就是一种矫激。
  比如,南阳樊英,“少有学行,名著海内”。名士的成名条件,一般是“经明行修”,前者是经书读得好,后者指品行超群。品行超群,大多表现为具有一些难得的正面品质。比如,拒绝征召入朝为官,推辞州郡聘请入仕。樊英曾经多次放弃入仕的机会,甚至“安帝赐策书征之,不赴”。于是,安帝一方面赐予厚礼,一方面给郡县官员下了死命令,绑也要把樊英绑来。就这样,樊英“不得已”到洛阳见皇帝,到了之后,还是装病不起。你看这是不是有些矫揉造作呢。
  安帝没办法,安排皇家太医给樊英看病,国家供给羊、酒调养。过了些日子,大约没有发现有什么毛病,安帝就为樊英专门设立了一个论坛。论坛开讲的日子,由皇家车队的领导(公车令)出面导引,内廷尚书亲自陪同,“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还拜为五官中郎将。这样待了几个月,樊英又闹着说身体不好,诏以为光禄大夫,赐告。“令在所送谷,以岁时致牛酒。”待遇确实优厚。樊英坚决辞谢,安帝一再开导,最后下诏,不准推辞。樊英三番四次的推官,安帝特别隆重的推崇,弄得樊英的名声更大了。但是,其后关于时政的应对中,樊英表现平平,“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a
  时人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为什么大家都很失望呢?为什么“毁谤布流,应时折减”呢?“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要么你坚持不出来做官,真正成为一个名士;要么你出来就拿出一点济世安民的真知灼见来。樊英的矫激,是作为名士的表演过了头。这样徒有虚名的名士,印证了一个普遍的道理:吹得越高,跌得越重。
  东汉名士的另外一种矫激是中庸过了头。代表人物是胡广 。
  胡广(91—172),字伯始。历事汉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为官三十多年,可谓六朝元老。在风雨如晦的东汉政治舞台上,胡广是不倒翁。
  胡广曾经与宦官丁肃结成儿女亲家,这对反宦官的士人来说,就是一个污点,可是这位丁肃却是个比较廉洁谦谨的人。顺帝内宠太多,在女人中摆不平,不知道应立哪一位宠妃为皇后,提出让几位宠妃抓阄。对于如此荒唐的做法,胡广上书反对。他说,皇后是天下仰望的国母啊,怎么能求之于筮龟呢?应该从门第尊贵、德行贤淑、为人谨良的贵人中选任皇后。于是,梁妠获选。顺帝死后,梁太后临朝,娘家父兄梁商、梁冀执政。胡广因为在当初支持了梁妠,所以,在梁家掌权的时候,胡广自然得到信任和重用。由此胡广也就与梁冀家族结下了一层特殊的关系。
胡广为官,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识时务,胡广与梁冀的特殊关系,显然与他当初支持梁妠为皇后有关。他不像李固专与梁冀对着干,但是也谈不上为虎作伥。在冲帝、质帝崩驾之后,李固、杜乔力主立清河王刘蒜为帝,胡广开始也与李、杜主张一致,其后,看到梁冀在宦官曹腾等的支持下,坚持要立桓帝刘志,胳膊拧不过大腿,于是胡广知趣地选择了沉默。 
  第二,胡广数起数落,各种势力对他都能接受。胡广人生起落,与天灾示警、自动辞职有关,也与政治态度失当有关。如延熹二年(159),梁冀被除,胡广亦因之被黜。但是,不久后,再度被桓帝启用。桓帝去世那年(167),胡广进位司徒。汉灵帝即位后,胡广依然活跃,与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参录尚书事,共同辅政。同年九月,陈蕃与窦武谋诛宦官,失败被杀。胡广因未与其事,进为太傅,位居“上公”,总录尚书事。此时的胡广,已经年近八十,但依然“心力克壮,继母在堂,朝夕瞻省,傍无几杖,言不称老”a。 
  第三,不管朝廷风向如何,谁在掌权,胡广都恪尽职守,做好自己的事。灵帝卖官,公然标价,胡广颁行了他写的《百官箴》四十八篇,依然提出整顿吏治的系统意见。司马光也赞扬他的识人处事才能:“所辟多天下名士,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练达故事,明解朝章。”当时京师有谚语说:“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b朝政之事,搞不明白的,就问伯始(胡广字伯始);天下事务,按中庸之道妥善处置的,只有 
  胡公! 
  历史上对于胡广的评价是两级的,许多人说他滑头,没有原则。最著名的名士李膺、杜密都是他所举荐提携的,但是,两次党锢之祸,他本人却从来没有受到过牵连。李固因为反对梁冀立帝而丢了性命,他也只是流涕惋惜而已,不能赞一词。司马光在上述赞扬之后,也不忘用“然”字转折说:“然温柔谨悫,常逊言恭色以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天下以此薄之。”但也有人赞扬他,说他“性温柔谨素,常逊言恭色”,一生“体真履规,谦虚温雅”,“柔而不犯,文而有礼,忠贞之性,忧公如家”,最终“穷宠极贵,功加八荒”a,活到82岁高龄。 
  与胡广形成最明显对比的,是东汉名士的第三种类型:李膺、张俭,号称“党锢名士”。 
  党锢之祸 
  党锢名士,因桓帝和灵帝时期的两次党锢之祸而得名。所谓党锢,就是把结党的名士,禁锢起来,不得做官。史称党锢之祸,“成于李膺、 
  张俭”。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两位以极端做法反对宦官,导致了一场清洗士人的运动。 
  先说李膺。李膺(110—169)是东汉的大名士,士人能被李膺接见,叫作“登龙门”,身价立马就高了。延熹八年(165),李膺担任司隶校尉,陈蕃为太尉。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县县令,贪残无道,杀人为乐,害怕李膺追查,逃还京师,藏匿于兄长张让家里的合柱中。李膺知讯,闯入张家,从柱子里拉出张朔,加以逮捕,并立即结案处死。宦官张让诉冤于桓帝,桓帝召来李膺,责问为什么不先履行程序便加以诛杀。李膺答非所问:“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b对于李膺的“政治正确”而司法枉法行为,桓帝并没有追究下去。 
  延熹九年(166),李膺再一次以非常手段“收捕”并“案杀”术士张成,就惹出事端了。张成是一个妄人,以懂占卜术知名,“推占当赦,教子杀人”。推算出皇帝有大赦,教儿子杀仇人。李膺抓捕其子,既而果然大赦,张成洋洋得意地说:“你看,诏书下来了吧。不怕司隶校尉不把我儿子放出来。”这话传到李膺耳朵里,他不禁火冒三丈。不久,张成之子果然在大赦之列。李膺愤怒至极,竟然不顾朝廷赦令,把张成之子匆匆结案,立即杀了。因为懂占卜术的缘故,张成与宦官的关系很密切,甚至桓帝也为占卜的事咨询过他。于是,宦官们唆使张成的弟子牢脩等上书,控告李膺等藐视王法,“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于是,桓帝下诏全国抓人,太尉陈蕃反对,说所抓“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不肯签字。“帝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陈寔、范滂之徒二百余人都遭牵连。“或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陈寔自往请囚,陈蕃复上书极谏,桓帝托以陈蕃用非不当,免去其职务。a 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永康元年(167)冬,桓帝(132—167)崩驾,无嗣,年仅11岁的灵帝(156—189)即位,窦太后垂帘听政,太后之父窦武为大将军执政。当初,窦妙被立为皇后,太傅陈蕃曾是最积极的支持者,因而大获窦太后信任,这种情况略同于前文所说的胡广之于梁太后。胡广与梁冀的关系不坏,陈蕃与窦武的关系更铁。窦武素有剪除宦官之意,与不满宦官专权的陈蕃一拍即合。于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理想:尽除宦官。 
  第一次党锢之祸,只是禁锢了党人,并没有大规模的杀戮之举。党人因为禁锢而声望更高。如今,在窦武和陈蕃的主持下,在桓帝时期被逮捕审讯的名士李膺、杜密、范滂等名士,均被赦免并获得重用,禁锢的党人被释放。他们摩拳擦掌,共商治国大计,意欲整顿朝纲,而整顿的重点,就是打击宦官势力,天下士人闻风,莫不扬眉吐气。 
  次年五月,日食,窦武以此为由,请求诛除宦官,并先除掉了中常侍管霸、苏康,窦太后觉得事情不可过分,反对尽数诛除宦官,犹豫未决。宦官们获得喘息之机,怂恿灵帝出手,说太后和大将军要废黜皇上。于是宦官们簇拥着皇帝,反动反扑,动用禁军,杀死了窦武和陈蕃,李膺等名士也被抓被杀。 
  但真正引发第二次党锢之祸的是名士张俭。 
  张俭(115—198)据说是楚汉之争时代赵王张耳之后,灵帝时担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建宁二年(169),张俭愤于宦官侯览专权贪渎,用激烈手段抓捕侯览家人,甚至挖掉侯览母亲的新坟,没收其家的财产。a为此,侯览十分怨恨张俭。侯览的乡人朱并是一个奸佞之人,为张俭所轻视,他秉承侯览的意指,“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而张俭是其中的魁首。朝廷下诏刊发文书追捕张俭等人。于是,引发第二次党锢之祸。“凡党人死者百余人,妻子皆徙边”,“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
 对于东汉的党锢士人,多数人肯定其大无畏的向邪恶势力斗争的勇气。北宋苏轼幼时家教,读书至东汉的范滂,心生羡慕之情,其母也大加鼓励。但是,今日我们反思一下当日的情景,出于对党人及因为党人而受牵连的生命的珍重,还是可以有深入分析之处的。 
  首先,党人行事,牵连到许多无辜之人受难。特别是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许多人都因为帮助张俭的逃亡而惹祸。十五年之后,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造反,“大赦党人”,党禁始解。张俭也回到了乡里,年八十四而卒。有人听到张俭亡命之事,感叹地说:“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c东汉党人为维护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把自己置于一种崇高的理想境界之中,祸及千家万户,其实是很可质疑的。张俭晚年生活优裕,家境富裕。政治上反对宦官是回事,经济上攫取财富是另一回事。余英时说,东汉的士大夫也都有土地的诉求,“为家族置产的思想,在当时甚为普遍。”a我们无需因为党人维护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拔高他们。 
  其次,党人的激进行为,吕思勉先生称之为矫激。桓帝和灵帝时期,宦官掌握着朝廷大权,士人羞于为伍,却又与之争权多利。他们实现自己政治和经济诉求的途径,是利用舆论工具,第一批评时政,评骘公卿;第二互相抬高,激扬名声。“婞直之风”大行。所谓“婞直”,就是过于刚直、倔强激烈的意思。有人把这种作风,叫作“狭儒”,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意思是像战国秦汉的侠客那样,以激烈的手段,表达所谓正义的诉求。 
  最后,党人的作法,除了沽名钓誉,抬高自己的声誉之外,对于改进东汉政治,并没有多大价值。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这么说的:李膺、杜密,天子之大臣也,“攻末而忘本”,“搏杀以快斯须者”,诸如野王县令张朔、富贾张汎、小黄门赵津、下邳县令徐宣、妄人张成,“是何足预社稷之安危,而愤盈以与讐杀者邪!侯览也,张让也,蟠踞于桓帝之肘腋,而无能一言相及也。杀人者死,而诛及全家;大辟有时,而随案即杀;赦自上颁,而杀人赦后”,类似这样一些做法,无法无天,不是给人以抓捕你的口实吗?“倒授巨奸以反噬之名,而卒莫能以片语只词扬王庭以袪祸本。然则诸君子与奸人争兴废,而非为君与社稷捐躯命以争存亡乎!击奸之力弱,而一鼓之气易衰,其不敌凶憝而身与国俱毙,无他,舍本攻末而细已甚也。” 
  以为自己是为了社会的正义,实际上潜伏的是自身的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鼓动全社会为自己疯狂,实际上无助于社会的进步。这是我们在看待东汉矫激士风之时,应有的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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