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法离我们现在时间比较近，很多艺术上的现象和主张还对我们当代书法界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在当代从事书法的实践和研究的人，对于清代的书法要有一个比较整体性的了解。

一、清代书法发展的基本情况

一般来讲，说到清代书法，大家都能举出些名家和流派。从总的学术界对清代书法的研究和认识来讲，清代书法还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丰富的时期。书法艺术，从最初的实用的书写，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主动的艺术行为，这个时间，这个转折，也就是书法艺术的成熟期。

历史上关于书法成熟的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比较宽泛的学者认为，从汉字书写开始，甚至从甲骨文、金文往下都可以算做书法。比较严格的学者看来，书法从实用性自然的书写转化为一种主动的、自觉的、有目标的艺术追求，时间要晚得多，大部分人认为是汉代，特别是东汉，最晚的观点认为要到魏晋“二王”出来以后。魏晋文人和书法结合开始，才是中国书法艺术正式成熟的时间。即使说，从比较成熟、比较自觉的“二王”开始往下，经过一千多年到了元明的时候，这个书法的发展已经有了相当的时间；可是我们回头梳理，从书法作品的风格，从一代书法家的主张追求来看，基本上还是一个单线的发展。唐朝人继承或者是主要追求魏晋人的风格，比如说“二王”，特别是王羲之在唐朝被奉为“书圣”，然后在接下来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书法家基本上走的是这条路。除了出现一个颜真卿，他在书法史上和王羲之在风格上、技巧上是不同的另外一个体系。宋朝人，应该说他学习的方向和他追求的主张，我们现在通过一些言论、文字记载和作品来划分，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学习“二王”，以米芾为代表，包括和他关系很密切的一批人；另外一部分书家，主要受颜真卿影响，特别是苏轼。从北宋早期的欧阳修、蔡襄这些人，包括杨凝式、李建中这些人都是受颜真卿影响比较大。所以从北宋后期到南宋，基本上都是这个范畴:“二王”和颜真卿。元朝我们知道，赵孟頫书风基本上等于贯穿了整个元朝。基本上元朝有成就的书法家，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绝大多数人都在赵孟頫的笼罩之下。赵孟頫自己说他学“二王”，追晋人，但是我们从他的作品和风格来看，他所学的主要是唐朝人，特别是李北海吸收的比较多，在他作品里面体现的很明显。明朝也还是延续了元朝书风的特点。中国从宋代以后，江南一带发展起来，到了元朝和明朝，我们国家的文化最繁盛的地方、文化学术的中心基本是在太湖周围地区。现在从南京方向，苏州、无锡、常州包括太湖往东南转过去的浙江的湖州、杭州一带，也包括我们今天的上海，当时叫华亭、淞江这一带。赵孟頫当时生活在这一带，所以他对后代的影响也主要在这一带展开。到明朝的时候，文化的重心、学术的重心特别是艺术的重心都在这一带，所以明朝中期以前的大部分时间没有跳出元朝的影响。只有到晚明的时候，因为社会的动荡导致了学术思潮的变迁，从而也影响到读书人的审美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产生了像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人这样新的流派。这些人的书法与传统的主流的书法追求是不一样的，他们特别强调个性张扬，个人面目的突出，技法上的强化和夸张，与魏晋倡导的温文尔雅、中庸的这种标准不同。这种晚明的新的、夸张的比较突出极至的追求，随着朝代的更替，基本都不存在了，除了王铎的以外。他们的书风还没产生广泛的影响，就戛然而止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谈到的清代。清代是满族从关外打到关内，通过军事的征服，逐渐在全国站住脚，稳住了政府。清朝的前期，在社会上知名的书法家，包括在朝廷机构任职的重要文人，基本是从明朝延续下来的。所以我们看清初的书法，特别是康熙和康熙以前的书法作品，基本是明朝的延续。比如清初最有名的书法家王铎，他本身是明朝的，他的风格完全延续下来。他风格产生是由晚明这种文化氛围滋养出来的。到了清朝他当了级别不低、但是无足轻重的职务，他没什么要紧事情，重要的军事的决策的事务他没权利参与。他是投降的官员，在汉族知识分子眼里，他这种行为是为人不齿的。他们这些人都是晚明很高级的官僚，在文化界特别是文学界很有影响的领袖人物，经过这种变节，进入到清朝。他们的社会影响和名声都受到很大影响。这些人本身只好聚在一起喝酒，写书法，写诗，有一个文人的圈子。这些人从客观上把明朝的书风带进来，同时也影响到一些清初的后起书法家。傅山虽然也是从明朝过来，也是延续晚明的书风，但是他身份不同。在明朝他没做官，到清朝他持一个不合作的态度。他的这种行为，包括他后来在山西说他参加反清复明的行为，使他在当时的社会获得很大的声望。他代表遗民的身份，这种遗民在每个朝代交替的时候都有，特别是在中原地区被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后，汉族的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遗民现象特别明显。所以明清之际，这个现象比历史上其他年代都激烈。遗民在当时有很大的群体，眼看着大势已去，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寄托都寄托在文化上，诗文、书画，这是中国文人最主要的一个寄托感情的现象。

清末民国初年的时候，文化界当时特别推崇当时晚明的遗民，认为这些人是有气节的，又宣传研究他们，所以到今天这些人的名气特别大，比历史上其他时代衔接时期遗民的名气大。基本上书法的风格是延续了，但在这里因为身份的不同，一部分投降的，一部分抵抗不合作的，分成这两大阵营，但书法的来源都是延续的。董其昌的影响是由这些人一直带到清朝的。明朝的另外的一个风格，像黄道周等，是通过王铎、傅山带到清朝，得到延续。

王铎、傅山都是北方豪杰，和正统的儒家文化不是完全一致的。当时这些人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傅山，他因为在政治行为上的突出所获得的名气，导致他的书法也得到大家的珍视，甚至会把他的书法和他的人格联系起来，这个基本上是在康熙年间主要的书法流派。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隐蔽的层面，比如一些比较低调的、没有太大社会影响的学者，他们开始沉下心研究古代的碑刻，主要受学者影响，从顾炎武这些人开始，就探讨汉族政权、这种儒家文化为什么会被少数民族的政权打败。他们认为政权虽然被取代，但儒家的正统文化是要延续下去的，而且通过这种正统文化的传承是可以保持汉民族的自信心，特别是文化人的自信心，所以他们很致力地去研究早期的、上古的一些文化学术的传统。要研究这些东西，就要找早期的资料，所以除了看书，他们到处旅行，找古代碑刻（古代碑刻主要是为了保存文献的）。清初的这部分学者到处找，找到后，都是文人，除了读碑上的文字，自然而然会对上面的字、书法感兴趣，所以清初有部分人开始写隶书，从学习汉碑的角度去写隶书。隶书从东汉以后，特别是魏晋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楷书逐渐地成熟和逐渐地被广泛使用，对于人们书写的简化、结构的规律有很大影响，是潜移默化地在社会上使用。所以后来人写隶书，不专门学汉碑是掌握不了规律的，而很容易用我们后来楷书的笔法去写隶书。所以我们现在看，魏晋的隶书和汉代的隶书，虽然和东汉衔接，并不完全一样。唐朝的时候隶书热闹过一阵，也带动了一批人，可是后来我们现在叫“唐隶”，不是“汉隶”，与汉代的隶书相去甚远。这种笔画里面，最明显的就是有很多楷书的东西，不是纯粹的隶书。到宋、元、明，写隶书的人就更少了，我们现代看到明末的一些人写的隶书，都是唐朝的隶书，与后来一直到我们今天写的“汉隶”有所差别。从审美上说，不古；从技巧上来说，不纯。不纯不古，从传统的书法品评里面，就很难有比较高的评价。所以从清初开始，有一批书法家在学术带动下，见到很多古代碑刻的拓本，开始学习“汉隶”。这个是在沿袭明朝的书风的同时，一种清朝的新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后来发展起来，形成我们常说的碑派，或者碑学这种书法现象。

从顺治入关到康熙，清政府主要精力要放在对全国政权的夺取和稳固上。前期主要是军事的征服，到康熙后期基本政权是稳定的，但面临如何征服人心的问题，要吸引大批汉族统治的人帮助他们完善政权，特别是文官的系统，必须依靠汉族。语言不通，早期清政府，同样官员要设两个人，一满一汉。清政府面临怎样统治这么大地区，同时有很深厚文化传统的这样一群人。清从一入关开始，就很重视对于满族特别是皇室贵族的汉文化教育。记载上说，顺治从小的时候就喜欢写书法，画山水画，学做诗。到康熙的时候更明显，康熙时朝廷里面有名气的书法家、重要的官员，他们的字都学董其昌，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康熙很喜欢董其昌。清初大诗人在笔记里说，清朝初期的时候，科举谁得中状元和他的字有很大关系。从乾隆开始，清朝的文化的稳定和发展开始显露出成长。乾隆的时候是清代书法最盛的时候。在清初还是通过明朝的传承来沿袭，到清朝乾嘉的时候，这些人写的字，包括他们论书的主张，都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说的清朝人的字，实际上是清朝人的风格面貌，不同于明朝的，是从乾隆时候开始形成的。后来人们总结出清朝的书法，“翁刘成铁”，翁方刚、刘墉、成亲王、铁保，后来说的清朝书法是以这几个人为代表的，都是乾嘉时候的人。比他们早点的是张照，他是从康熙一直到乾隆过度来的，他死的比刘墉他们早点，但是他对清朝整个书法的影响，不在这几个人之下。到乾隆时候，清朝的书法开始显示出不同于明朝的、清朝人特有的一种面貌。这个与当时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都有关系。到乾隆的时候，国力增强，社会稳定，所从事的大的文化性的工作都推进了书画的发展。这个时候，一方面是原有的、旧有的书法的面目逐渐走向一个高峰；另一方面因为当时学术的发展，修《四库全书》等等这些行为表面看是文化建设，同时又是控制文化、清理文化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要辨别这些书的真伪，要写出提要，这些学者要有考证、研究的功底，才能对书的来龙去脉说得明白，促使学术研究的普遍开展。对古书不同版本校勘，还有其他的材料来证明，最可靠的材料就是顾炎武研究的古代碑刻。这种搜罗来的碑刻除了它的文化价值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的书法价值。文人看碑刻上拓片，更直接的反应是这上面字写的好坏。写的好就要去学，好的拓片互相传，这种事情在当时非常普遍。所以，士大夫们对这种碑刻的兴趣，很快发展到书法界，成为大家都很关注的学习材料。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些专门收集碑刻、专门研究碑刻的，慢慢形成气候，后来就形成了“碑学”。出现“碑学”以后，才把以往的从魏晋特别从东晋、南朝、唐朝一直到清朝前期的书法统称为“帖学”。我们现在讲清代书法，一般人都知道分为两派“碑学”、“帖学”，实际上名称出现的非常晚，到清末、到康有为才开始正式地把学习碑刻的流派称为“碑学”，把学习碑刻以外的称为“帖学”。其实“碑学”本身是很丰富的，它也有它的发展过程，从清末中期以后才开始显露出来，但是明末清初开始有的。“帖学”也有学晋人的、唐人的。学唐人的是学“二王”，还是学颜真卿。后代人还有专门学宋朝人，明朝人还有专门学元朝人。这里面情况很复杂，各个流派还可以划分出很多，所谓的“帖学”、“碑学”只是一个大类。

在学术界，“汉学”的研究方法要有一个基础。第一个基础是要认字，作为一个儒家的学者，要知道汉字的源流是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字的本字是什么，当初造这个字的本义是什么，到今天这些文字的意义有很大的延展，也有很大的转变。有些字我们今天说是这个意思，古人说不是这个意思，引申的转化的。也有古代是一个字，它有很多意思，今天这个字的很多意思被我们分成好多字，要知道那些字之间有关系，在古代是一个字。现在这个叫古文字学，以前人叫“小学”，是做学问的基础。长大后开始研究圣人的思想，这个叫“大学”。“小学”也就是文字学，在乾嘉时非常的兴盛，主要研究的是《说文解字》。古代有很多讲文字的书，到今天所剩无几，有的就没有了。最主要讲汉字源流、汉字字意的就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但在清初到清朝中期，在社会上很难见到，由此可见，从明朝晚期到清朝前期，这个书没怎么印。后来有人找到一本宋本的《说文解字》，花钱找人刻了、印刷，在社会上流传，成为一个很新奇的发现。所以，现在到图书馆查关于说文类的研究时，几个比较著名的研究《说文》权威的人都是乾嘉那个时代出来的。这些人研究《说文》，每天和篆字打交道，我们后来的书从宋代开始雕版印刷都是楷书印的，《说文》是特殊的，上面有个篆书的字头，然后下面用楷书解释意思。读《说文》就能认篆字，或者说要认篆字就要读《说文》。所以说这些学者每天研究这些东西，本身还是文人搞书法的，就开始沿袭篆字。从明朝往前，篆书的书法家很少了，每个朝代有一两个人，很少见会写篆书的。汉碑的正文是隶书写的，上面的碑额是篆书写的，是有规矩的。到唐朝的碑额，包括出土的墓志都是有两块，下面的志写楷书，上面是盖都是篆书写的，是从古代传下来的习惯。到唐朝、宋朝写的乱八七糟，不合篆法，说明篆书已经衰落。到了乾嘉时候，专门研究说文，研究小篆，这些字体怎么来的，怎么后来变成隶书变成楷书，又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之间有什么的关系。所以使得这些学者本身写篆书，然后又影响搞书法的一批人写篆书。到清朝乾嘉时候，写篆书已经形成一种普遍的现象。加上从清初延续下来的写隶书，学汉碑的隶书，这个过程衍变下来，到了清朝中期，书坛面貌变得非常活跃，已经有了不同于以往书坛气象的新局面。到这时候对碑刻的喜好、收集、研究和学习，开始有人出来对这一现象，做出概括总结性的认识，就是阮元这个人。他是乾嘉时就开始活动，可以算是乾嘉学派里面年轻的人，嘉庆以后，到了道光，基本上乾嘉这一派老的学人都不在了，就剩他一个人了。他在当时的学术文化界威望很高，写了两篇文章：《南北书坛论》、《北碑南帖论》。在他之前，大家都没想到书法分南北两派。阮元出来写了这个文章，大概意思就是，我看了很多出土的碑刻，这个东西绝大部分是汉魏六朝的，以前没看过这些东西，只知道“二王”、颜真卿，看了这些我才知道，当时的书法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这些，还有这些碑刻；再和史书记载去对照、查证，这些碑刻都是北方书法家写的，我现在学的都是南朝的，东晋的；北方的书法家都是碑刻，没有留下墨迹，南方的书法家，留下了他们的尺牍墨迹；这些东西经过唐太宗的推崇，经过宋代人刻了《淳化阁帖》，大家都学，反复地翻刻，已经不是原来的面貌了，找不到“二王”那种细微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写的东西都差不多，也不是真正的笔法；恢复到笔法，必须学当事人的东西，既然帖学没有，我们到碑里找，这个都是当事人写的。所以他要提倡学习北碑，北朝的碑，同时也是北方的碑；重新编了一套书法的传承系统，北方是哪些大家，南方是哪些人怎么传下来的。《南北书坛论》、《北碑南帖论》重新对书法做了一个解释。他的这一套理论在当时因为他位置很高，影响很大，他的很多学生在书法界很有影响，通过这些学生都接受了他的观点，去传播，在自己的实践里来体会，他的观点很快散发开了。包世臣也是当时很有名的人，他做幕僚，名气很大，他在南京，太平天国时也是笼络当地的人，弄了“三老”，三个德高望重的人，三个人中就有包世臣。包世臣写了一部书《艺舟双楫》，一部分讲诗文怎么写，一部分讲怎么写字。他在讲写字的里面，基本上承袭和发扬阮元的观点。阮元提出的是一个框架，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包世臣落实到具体的，学哪些碑，怎么学，要怎么执笔，笔画怎么写，都很细，他把这些都落实了。从这时到道光以后，写字的书法家都是按照这个路子。

嘉庆以后，从道光开始，清朝的书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以前的学帖一下转型到学碑。学帖主要是学楷书和行草书，学碑很多篆书、隶书、魏碑，楷书主要是写魏碑，最后一直到写行草书也用写碑的那种笔法，模仿那种比较坚毅、比较深刻，线条比较细、比较厚重这种风气，一直到我们今天也还有很多书法家在延续这个传统。这是整个清朝书法的脉络，对于清朝整个书法的发展，该有怎样的认识呢？有几点是我们在学习、观察、欣赏清代书法所需要的。

二、关于清代书法发展的特点和认识

首先，清代的书法在清代的文化传承、从清初文化的恢复到后来的文化建设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清初开始，清朝的帝王都喜欢书法，身边都要有大臣是擅长书法的，而这些人的风格符合皇帝的口味，同时会影响社会的。由于统治者的喜欢和口味的影响，在清代出现了馆阁体极度重要的现象。馆阁体从宋代开始就有，皇帝身边朝廷里翰林院都要写一种比较规范的字，便于交流，便于抄书、诏书。元朝、明朝都有，但没像清朝这么普遍，要求这么严格。在翰林院里的翰林，都要写得规规矩矩，科举考试都要规规矩矩，不能用别体、异体，涂改都不行，不符合要求的文章写得再好也不行，要求非常高。整个读书过程，从小孩就要开始练习，这对于书法的普及教育是有促进作用的。除了不好的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作用。对于楷书的发展，特别是小楷是有促进作用的。清朝的文人，都能写规矩的小楷。从唐朝后，因为雕版盛行，不需要抄了，所以宋朝人不大写楷书，因为没有用处，都写行草，方便快捷容易写出个性。到了清朝有了馆阁体的要求，楷书普遍在社会上又重新引起了重视；到了碑学出来，所提倡的魏碑，也说的是楷书，所以到晚清还能出现像赵之谦等大家，他们的字就像我们现在新魏体，印刷体就是从他们的字变出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清朝大的工程的书都是抄出来的，不同的人抄，我们看起来是连贯的，都是得益于馆阁体书法的成就。

第二个就是说，清朝的书法是和学术紧密相连的。我们讲书法自从东晋以后，比较成熟了、自觉了以后，各个时代的书风，都和当时的世风有关，也就是和读书人的风气、审美有关。但是在清朝，书法发展是和学风结合最紧密的，书法不是一种简单的技巧，背后有学术支撑，有文化内涵。所有的书法家都有文化上的涵养。我们看清朝的书法家，他的身份只是纯粹的书法家、只会写字不会干别的很少。这些书法家都是大的官僚，大的文学家、画家、学者，都有这样的其他方面的业绩做为支撑。所以他的书法看起来所体现的不仅仅是技巧，人们能够通过他们的字里行间、风格面目、趣味上的判断，想见这个人的修养，这个人审美上的追求。这不是简单地能学几笔“二王”，不是这么简单、表面的东西。

第三个，清朝的书法发展是多元的，是全面的。比如，清朝在创作很繁荣、实践很繁荣的过程里，清朝的书法理论的研究也很普遍。绝大多数书法家都有自己的理论方面的东西留下来。宋朝的书法家有写题跋、诗文的，再往前很难找到。清朝大的书法家都有自己的书写主张留下来。

再一个，清朝的收藏鉴赏是最普及的。宋代也很普及，除了皇宫里内府收藏之外，像米芾都收一些。但到了清朝，内府拼命地搜罗，民间文人、大臣、艺术家都收藏，甚至出现了几个专门以收藏著名的人。清朝中期以前的大收藏家的这些东西最后都整体地被皇帝拿走了。现在被运到台湾故宫的一批，还有大陆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很多好东西，上面都有乾隆、清宫的印记，也就是当时最好的东西，基本都被集中到宫里面了。这个对保存文物是很大的功绩，客观上也造成了民间在清代后期好东西见不到。所以写字的人，是见不到的，只能学碑刻，后来碑学在晚清得到发展。再一个是篆刻，在秦汉是实用的东西，政府专门有机构来制作，所以很发达。到唐朝官印越来越死板，方方正正的，字形也没什么情趣，篆字还净是错的。到了清朝，随着碑学思潮的泛滥，随着写隶书、篆书这种书法家越来越多，这种技能也越来越普遍，篆刻发展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讲篆刻，一定要从明末清初开始讲。几个大书法家，丁敬、赵之谦等都是篆刻家，同时也是书法家。这也是清朝书法不同于以前的开拓，写字的人刻印，刻印的又要写篆字，这种融合对于审美趣味的启发和开拓是很有作用的。最后，关于清代碑学这一现象的评价。清代书法最主要的现象，就是清代中期以后碑学的理论和学习碑刻、碑派书法的实践取代了以往自宋代以后按照《淳化阁帖》这样一类刻帖来学习书法并仅限于行草书的做法。这种现象本身是有理论支撑的，阮元提出的这种理论，加上包世臣，一直到后来康有为，然后中间有何绍基这些人的实践。那怎么评价这些事情？民国以来，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持有传统的观点，认为主要是因为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很多话说的不对，所以反对碑学的运动。但是，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阮元根据出土的石刻资料，把隶书重新归结为南一派北一派，从学术角度看，是比较武断的。但是有积极之处，提出了我们要重视魏晋以前的碑刻，包括南北朝的碑刻资料。的确这些资料的绝大部分，书写者没有任何其他的墨迹，只有这种石刻，这个也是我们书法发展过程里的一大宝库。撇开理论不说，碑学的实践成绩卓著，起码改变了从宋朝到明朝这种书法的学习非常的单一、重复的现象。

还有一点，今天书法界的活动这么频繁，我们发现清代书法特别是碑学兴起以后的书法，在风格上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对于我们今天学习书法是很大的营养来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书法作品，大家所学的，一个展览能办到多种多样，风格奇特的，风格稳健的，风格典雅的，风格极端的都有，这样的格局，应该说是从清代后期碑派书法盛行以后所带来的基本的变革。

（刘恒，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秘书长。著名书法家。本文根据2007年11月3日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传统文化系列讲座演讲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