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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二十世纪文化的科学底蕴 |
| 作者：钱定平 |
昨天，我讲了从《围城》到《破围》，介绍了钱锺书先生的古今中外。今天，要讲一个完全不同的题目：二十世纪文化和它的科学底蕴。还是从送一条对联开始：
闭门如入山，有好花解笑，好书怡情，青简成活物；
开卷即阅世，赞几辈英雄，几番事业，文字起波澜。
青简是书的雅称，什么是“青简成活物”？大连图书馆张馆长成立“白云合唱团”，我听他朗诵吟唱我国古典诗词，用音乐的旋律释放文字的能量，文学一下子变成活的了。古典诗词活动在读者脑海里，又通过许多不同方式，例如音乐形式，再阐发出来，这就充满活力了。
大连有个白云书院，湖南有个岳麓书院，两相对峙，遥遥相望。我是湖南人，应该更向往岳麓。但是，我这篇报告却是因为看了岳麓的两篇演讲而引起的。岳麓先后请了余秋雨和余光中两位先生，登杏坛而发大响。两个美妙无边的题目在耳边余音袅袅。一是《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人》，二是《艺术经验的转化》。对于这两个课题我都有兴趣，特别是余秋雨先生讲的第一个，更招人惹人诱人也可以显出何谓“夸人”。
不过，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人”，似乎首先得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大门口，回首伫望一下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大概面貌才是。我就望了一望，却深感那里缺乏的是科学中的人文内涵，人文里的科学灵魂，许多人生好戏、文坛闹剧都发丧在这个节骨眼上。
余秋雨先生本人也“认真地鸟瞰了一下”，不过舍中国而远趋新加坡。那次“狮城欢会”还出了一本书：《第四座桥──跨世纪的文化对话》。但先生所说四样东西划分逻辑混乱，这侃“应当把自己心底的生命的苦恼、生命的冲撞，甚至生命的分裂真实地表达出来”。而“脑壳”（湖南话，脑袋的意思）后面，却连“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一点“小恶”都讳莫如深！言行之妍媸，反差可能太大些了吧。
不作反思，实际上是不相信不服膺科学，再加上缺乏起码的人文精神。二十世纪的文化证明，文化人缺乏了这两点，就创造不出高尚和健康的文化！
果不其然，法国谚语云“一个傻瓜总能找到一个更傻瓜崇拜他”（Un sot trouve un plus sot qui l’admire）。不过，所幸的是市场经济已经启迪民智，大大提高了全民对堕入“更傻”境地的警惕性和判断力了。更何况，“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现在，到处有演讲和报告，书籍更是汗牛充栋。我管见所及，似乎很少有人谈到文化的底蕴问题，谈到目前中国文化界最缺乏的人文精神缺损的问题。
我在演讲里要论证的是：二十世纪的文化（美术、文学、音乐、舞蹈等等），就是在科学的温室里受精的，就是在技术的染缸里诞生的，就是在对于时空、关于物质、有关意识、关爱人文等等，在这些事物的精密研究和恢廓思考里边发育成长的。
一句话，二十世纪文化可以叫做“加速器里的文化“（An accelerated culture）；“中国文人”要跨“二十一世纪”，当然就应该是“加速器里文化”的“说书（tales for an accelerated culture ）人”。那么，要讨论“大文化”，要做批评，要谈美，还离得开科学吗？否则，上诌一篇“文化”，下讲几座“桥梁”，左来数声“叹息”，右搞一场“苦旅”，无非全是隔靴搔痒，或向壁虚造，或甚至信口开河，像庄子所说的：“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之谓了！
说到当前中国文化界缺乏科学思想和人文精神，这一点，我不得不还是以余先生为例子。
其一：秋雨先生宝马香车逛了欧洲之后，我原来想象，欧洲充满深厚博大的人文精神，对他应该有哪怕是一丁点儿启迪，可是我完全失望了。站在维苏威火山口，先生看着美丽的岩浆上开放着美丽的花朵，竟然对着电视机镜头说，他认为“美丽和灾难是不可分离的”。
试问：以欧洲为发祥地的人文主义精神何在？试问：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那里更充满了触目惊心的灾难，先生又该怎么来如获至宝般地发现成堆打伙的“美丽”呢？
其二：对着求知若渴的莘莘学子，在庄严圣洁的讲堂，先生大谈欧洲“文艺复兴”，居然说“文艺复兴是呼唤过去，但正是同时也呼唤未来，混杂在一起，而我们很多中国人却不能了解”。的确，我这个在欧洲住过许多年的中国人，就怎么也不能够理解这些貌似深刻其实肤浅的话。不错，希腊古代雕刻的大量发现，的确是让欧洲人认识到了古希腊人如何表现人体，以及那精美绝伦的造型艺术和人神一体的哲学思想。试问：有些人眼里的文艺复兴，难道就是让人抚摸着雕刻顺路返回到古希腊，再转弯抹角回到现今人世吗？
实际上，希腊雕塑和文学在中世纪并非先生想当然那样并不为人所知。就像产业革命实际上建立在中世纪的积累之上一样。文艺复兴的形式和功绩同样是让人去了解现今自己的本身；中世纪的科学是神学，研究的是上帝，而文艺复兴的科学是人文主义，研究对象是那个时代人们的本身！这些话，难道不是任何一本谈文艺复兴的书里找得到的“初级话语”吗？随意记起有一位英国真正的文化专家，他在讲文艺复兴的文章（Denys Hay: Renaissance: Essay in Interpretation, 一九八二）里面就特别耳提面命指出，读者一定要区别“文艺复兴”同“文艺复古”！
这才是科学和科学态度嘛！我这里说科学，是要挖掘文化的科学底蕴，就是科学技术在人文精神的指导下，对于文化内涵根本性的影响、浸润、“迂回和进入”。这里自然并不指载体，也非工具。一个会把文章写到软盘上，写上万维网的作家，依然可以没有科学精神（更不谈一桩都不会的）。我当然也不是说外国文人全是科学家，只想指出这乃是一片共识氛围，一种服膺态度，一个努力目标，也许还带着热烈争辩和论战。这里有一个外国例子，可资开启头脑。
英国文学怪杰查尔斯∙斯诺（C. P. Snow，一九○五～一九八○），物理学家出身，后来从文。写过反映英国知识分子的“系列小说”，作过政府顾问，一生丰富多彩，爱好挑起事端，喜作惊人之语。一九五九年他应邀到剑桥大学的“瑞德讲座”（Rede Lecture ）做过一次报告，这就是后来闹得沸反盈天的《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Scientific Revolution）。我手里的是一九九八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新版本，书名是《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斯诺认为文科学士和理科人士分别代表两种水火不容的文化，相互瞧不起对方又拒绝了解对手。斯诺愤怒地说，人文学者对于不读莎士比亚的科学家嗤之以鼻，但是，不懂“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文学家自己不是常常伊于胡底？由于“出身”作怪，斯诺显然偏袒理科人士，所以他给西方一些反对“科学魂”的文人和文科教授称为“斯诺悖论”（The Snow’s Fallacy），群起而攻之。其实，除了他有点儿偏激自负而不足取之外，这位斯诺倒是主张在文理之间、在莎士比亚和“热力学第二定律”之间架设桥梁的。我中国以前也有个丁西林先生，物理学家，同时也搞点儿文学。西林先生没有提过什么“两种文化”，他身上这两种文化结合得很好吧！我读《浦江清日记》也深受震撼，对于当时大学里面文、理两科教授之间的交流融洽，大为惊讶，如果放到今天，简直匪夷所思！
所以，斯诺在四十年前钩绘的文化上的景色，难道不正是目前中国文化的真实写照？不过，我们这里无论科学大家或文学豪士，读过这位斯诺的人可能太少，也莫不关心什么“两种文化”，还辩论争斗不起来。但是，从一个侧面来看，文化太缺乏科学思想和哲学反思，这两座相叠相成的莲花底座，则是不争的事实。“五四”时代我们的先贤呼唤“德先生”、“赛先生”。论者常常感叹“德先生”至今犹抱琵琶半遮面，岂不知“赛先生” 也还根本没有成为文化的“大众情人”。于是，就必然引发了一些人“失恋”中的种种精神缺损和行为失态。美国有一家华人报纸说，中国大陆文人作家，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科盲，此言非虚。
我们今天不谈某些作家的浮躁肤浅、媚俗平庸，电影电视的浅薄荒诞、粗制滥造，以及足球运动员的“三失”：失球！失败！失节！……这种种流行病，甚至已经侵占到了电脑和网络技术。请看：我用拼音输入，当我输入“wangye”，我本来希望屏幕出现“网页”，哪知来迎接我的实际“王爷”！输入“chuguo”，它就心急火燎来了“出国”，如果打进去“huiguo”呢，是“回国”吗？不是！是“回锅”肉！
我们已经进了二十一世纪的大门口，难道没有必要回忆一下上一个世纪之交的那个大门口吗！
科学向文化进军的那个千禧
文化是什么？一份稍纵即逝的缘分，一腔永不饱足的饥渴，一种经久耐用的沉淀。这种缘分有一个特点：文化沉淀来源于人本能的饥渴如此迅猛，连稍纵即逝都能紧紧抓住，而这宝贵的积累沉淀又会在不经意间就荡漾泛起。人们都有体会，有时候，一片熟悉的歌声，一缕午后的斜阳，一阵薰风，几丝春雨， 就会招来皇皇一篇遐想，拖来累累一串回忆，拽出整整一个时代。于是，文化这种缘就非要精密灵巧而又随机触发（trigger）的机构不可。文化缘的科学秉性，就在于她原来是由一系列自然科学的精妙意象，一组组现代技术的精巧零件所构成的。这么说，既包括了文化的制作过程，也涵盖了文化的传播和欣赏机制。所以：
文化的良种基因 =（科学思想 + 民族特色）×人文精神
其实，这早就是古今中外、丰富多彩的传统。
中国孔夫子的课堂那里就不分什么科学和艺术，他提倡的是《周礼》早就制定的教学计划“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不但“数理化”，还带拉弓骑马，既有科学，也渗透了技术，而一部《论语》，就贯串了人文精神和情商修养。 “六艺于治一也”，孔子说得多好！孔夫子提倡学诗，为什么？振聋发聩：是为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他老夫子在讲坛上，科学和人文结合得天衣无缝。夫子更说“君子不器”，确定了教育的准则，是科学人文都要懂得。再看希腊神话，却说有九位谬斯分别掌管科学文艺各科，是“专业户”。
我荆楚才子屈原，更是石破天惊向天地、向人生、向鬼神、向历史发出了一百七十多个大质疑，不问破宇宙死不休，这样才下笔“昂昂若千里之驹”！据李政道先生说，长诗《天问》是世上最早的宇宙学，也是用几何学来解析地球形状的一部科学 ！
后来，一些不肖学者以为拔着头发就能离开地面，只死背“不学诗，无以言”，于是从辽阔太空一下子自愿蜷缩到蜗居斗室去了。古希腊时期，科学家、诗人、哲学家睡的还是“统铺”，比肩抵足。中世纪给文化一律给绑上了经院的“贞操带”，眼不窥园，足不出户了。于是经过几番几劫的反叛和反思，这才迎来了文艺复兴之春。
但丁唱道：“爱，她能够推动太阳和其他星星”（L’amor che muove il sole e l’altre stelle）。这多么像东方太老师《周易》里的名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后来，在古典主义逼仄书斋里琅琅书声中，这种传统却又逐渐衰减凋零，还给浪漫主义诗情画意的美景和激情所冲淡稀释。说来好玩，自然科学在文学创作领域还有一番自然主义的奇遇，遭到过一群发烧友分子超负载的挪用透支。那便是福楼拜、左拉这些人歌唱“诗歌像几何一样精确”的天真时代了。
那么，二十世纪到底带给我们什么呢？
有没有一种形象的办法，把二十世纪给简练而精当地描绘一下？
这幅艺术作品说明，二十世纪给人类带来空前繁荣进步的同时，也给我们的子孙留下了一个人文丧失、环境破败的世界。我们先来回忆一下，上一个千禧。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那个千禧，迎来的是科学向文化进军的大好时代，艺术形式的滔滔洪流汇合着科学底气一泻万里。
画家们是文人艺术家向科学学习的先锋。科学精神首先在画布上渗透皴染化开来。光线，不再仅仅是视觉感受，而成了画家手里一门生动活泼的物理学；几何学不再仅仅是抽象的空间配置，而成了画布上一座非常艺术的坐标系统。世纪之交美术革新得力于三个人：塞尚致力于引进空间的新概念，高更专注在构图的新形式，凡∙高则解放了色彩丰富华美的物理天性。三个人都分别是绘画上的几何学家和物理学家。凡∙高的书信里，他发明了无数描写各种细微色彩差别的名词，研究这些色彩的物理视觉效果。塞尚则把自然表现为“透视而成的圆柱体，圆形和圆锥体”。
这样，到了二十世纪，美术前沿如同老百姓生活一样，同科学技术、同时空质疑，已经是形影不离了。
艺术向科学索取“崭新形式”
初次涉足现代美术的青年，一定会被印象派以后花色繁多的西方抽象艺术搞得眼花缭乱，从惊叹而糊涂，由迷惑而景仰。的确，这些派别光名字就够吓人的。什么“立体主义”（Cubism）、“新造型主义”（Neo-Plasticism）、“精密主义”（Precisionism）、“简化主义”（Minimalism）等等。怎么理解这些流派？正中了陆放翁对儿子说的话：“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必须在绘画以外的精神领域寻找其根源。
现代美术，几乎每一次创新的冲动，或者模仿的休克，都来自对于科学精神的必恭必敬的理解，或者热情过度的曲解。画家手里握着的是画笔——或者仅仅是能够代替画笔的某种物件——而心里想到的却是爱因斯坦，量子力学，拓扑学，“机电一体化”等等。且举一两个小小例子。一个展开的“超立方体”（Hypercubic），就足够叫萨尔瓦多•达利（S. Dali）欣喜若狂，创作了著名的《基督受难》（或 “超立方（身）体”，Corpus Hypercubus）；而这以后，超立方体就一举成了艺术家跨上空间“第四维”的台阶了。
法国画家毕加比亚（F. Picabia）作“美国裸体女郎画像”（Portrait d’une jeune fille Americaine dans l’état de nudité），却只画了一只汽车上的火花塞头，诱使人们发动想象，那玩意儿一经触发就会点燃色情的火花。这也就是“裸体女郎”的艺术诠注辞，或者技术说明书了，两者浑然天成。
难怪法国诗人阿波利奈要说，毕加索的成功在于他一辈子总是“向宇宙质疑”了！
科学壮美寥廓，科学无微不至，科学升天入地，科学无远不届，这就不能不给文化造成深刻影响，发射强烈冲击，逼她俯首、仰视，让她服膺慕从。科学家的只言片语─艺术家作创作宝鉴！
怀特海和罗素在巨著《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里说：“每个个体只在它与世间其他东西的交织中才能加以理解。”于是，立体主义者等等派别的画家便把画室装潢成了科学实验室，在绘画里把不同个体都搅和在一起，认为这才是物体的新的“存在形式”（mode of existence ）。例如，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就是这方面最著名的范例。一九三七年，德国纳粹军队驰援西班牙佛郎哥法西斯集团，居然挑选了格尔尼卡小镇来作“大规模轰炸技术操练”，繁忙热闹的市镇立刻血肉横飞，活生生的人兽生物瞬间成了血肉模糊的碎片，全世界为之震惊愤怒。第二天，毕加索就画出了草图，两个月完成整幅作品。从抽象艺术的理论上说，这幅画突现了老百姓的生命，从不连续状态一下子变成了连续形式交织状态。不连续、离散着、个性状才是生，连续化、粘连着、交织状就是死；单个的人自由活动难道不是生？血肉模糊、不绝如缕难道不是死？这样鲜明的对比再加上灰黑刺目的底色，更提高了表现力。这幅画既是毕加索立体主义的杰作，又是无声声讨法西斯罪行的利剑。据说，德国纳粹占领巴黎后，有一个颇懂艺术的德国军官参观毕加索画室，看到了《格尔尼卡》的照片。纳粹军官问：“这是你干的？”毕加索斩钉截铁回答：“不！这是你们干的！”不禁想到，这大概又可以给余秋雨先生提供一个“灾难同美丽密不可分”的更好证例了吧！
有的画家，甚至一辈子都用美术来表达奇妙的数学世界，以及数学上可能而现实中很难想象、或者数学上和现实中都不不存在的奇思妙想。所以，观赏者在理解立体主义的同时，也就是要理解这个“新的”世界世界，反之也然。相比之下，我觉得荷兰“数学味”很浓的画家艾舍（M. C. Escher），他那种图解数学概念的绘画，像那幅《莫比乌斯带》（Mœbius Strip）之类，倒主要只有图解趣味了。
不过，艺术家对于新思想、新方法追求也不是永无止境的。往往会发现，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先人曾经扬帆出发的地方。六十年代美国兴起了“大众艺术”（Pop Art），创导者像李希坦斯泰因（R. Lichtenstein）等人，本来都是很卖座而实用的写实画家，却不知怎的疯魔于抽象再抽象，并宣誓要重建秩序。其中一位瓦荷（A. Warhol）先生的经历特别有趣。他曾经用照片通过 抽象化手法制造了《玛丽莲∙梦露像》而声名大躁。当我们欣赏他们，像“大众艺术”家瓦荷后期作品，就会发现他们显示出中国画的写意和图案风格。
这时候，中国人不禁会莞尔失笑了。请看瓦荷的绘画《花》（Flowers）。明显地表明，在经过探索试验的一阵阵喧闹哄乱之后，他们转过来追求一种平实朴素、绘意写神的风格，外带某种图案价值——这不正是中国绘画的特点吗？
所以，如果真要溯本求源，西方现代美术倒都深受东方美术、特别是中国美术精神的影响。 中国绘画的神韵说，可说是现代绘画各个流派都追求和崇尚的精神。中国美术史上奉为圭臬的“绘画六法”里，第一条就是“气韵生动”。中国的“气”，就是一个宏大博雅的科学概念、人文意象，它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界基本推动力一种明确生动的概括。自然的“气”如何转化为画纸上的“神”，这就是中国美术自然观察的核心，也是技术操练的要领！中国画，一直就是在严格的哲学思想制导之下发展起来的。也许，欣赏抽象画的时候思考中国人常说的“书画同源”，想着中国的行书草书，如象怀素的书法，可能就能够窥见抽象三昧了！行草的凌空飞舞难道不就是抽象画吗？
没有什么文化产品，比建筑更会吸吮科学和技术的恩惠乳汁。
当玻璃幕墙大肆轰炸中国各个大都会时，很少有人想到当初玻璃曾经代表过空间概念的“空”，或人文思考上的“无为”（Nihilism ）。在数学上，空的集合是空集，而空集为元素的集合不是空集。这些个暗合于中国老庄哲学思想的空灵意象，以及老子说的“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等等峻论，在建筑美学上获得广泛推崇。玻璃是空，正好拥抱阳光，欢呼玻璃就是欢呼光明。反之，自认是个“业余美术家”的希特勒，他的建筑修辞学就憎恨透明，因为极权以暗箱（Black box ）为不二法门。
香港的汇丰银行建筑是另一个样板。一爿银行应该用什么来象征和表现？且看汇丰建筑师佛斯特（N. Foster）的推理公式：银行—金钱，金钱──运动（“钱滚钱”嘛），运动之最—火箭。汇丰银行建筑于是就成了一台在发射台上整装待发的火箭 ！
科学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也使一部分人产生了恐惧。艺术上的“表现主义”也就这么降生了表现主义在美术、建筑、音乐等等方面，都有强大表现。在文学上，有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的诗歌。诗写得非常好，影响愈来愈大。我在散文集 《美是一个混血女郎》里收了一首他的短诗，可以参看。
二十世纪的科学发现也给音乐家带来的震撼太大，从他们的心灵一直震荡佻挞到乐器上的音符，然后又反弹回去。二十世纪的头脑不再把自然看成和谐晶莹、诸如水晶般的有机体，精密科学和精细分析揭示了什么都有着内部结构。马勒（G. Mahler），勋伯格（A. Schoenberg）等人和他们的学生，他们的音乐就反映了这种心灵震撼和理性认知。人们听他们的音乐，发的却是科学幽思，好像看到了从混沌一团的煤炭，经过时的锤锻，声的腾挪，渐渐变成晶莹澄澈的透明晶体。这些用他们的母语德语说，就是：
如象光亮的山间水晶
比煤炭之于钻石还要陌生！
wie der helle Bergkristall,
fremder sind, als Kohle dem Diamenten !
要说美学？美学家如果不懂一点儿起码的数学，还谈什么美？“惟有欧几里德才懂得裸体的美”，至理名言。英国学界泰斗罗素（B. Russell ）有一句话：“公正地说，数学不但包含着真理，还蕴涵无尚的美，一种冷峭严峻的美，恰像雕刻一样。”
美学里不给这份“严峻冷峭的美”分一杯羹，文化老饕们会饱足满意吗？
“思想之于文学，正如光线之于绘画”
从上面的微观艺术形象，不难看出背后支撑的宏观指导思想，也可以掂量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大不同。西方文化浸透着一种发源于古希腊的秉性，泥着思辩的追求，粘着反思的苦恋；艺术如此醉心，文学也同样痴迷。英国诗人邓恩的一部诗集叫做《解剖世界》（An Anatomy of the World），倒像是手里拿着解剖刀的哲学家：“新哲学抱着怀疑召唤一切” (And new philosophy calls all in doubt )。我想用法国诗人布热的话来说，最是清晰精当：
La pensée est à la littérature ce que la lumière est à la peinture.
思想之于文学，正如光线之于绘画。
西方科学哲学巨匠维特根斯坦的理论认为，世界由“原子事物”组成，人类给它们的图形贴上了语言标签。但是，因为原子事物如何“描图”的方法非常主观，所以言辞同“原子”就无法一一对应。这种语言同思想之间这种相依赖又相矛盾、剪不断而理还乱关系的思想，影响非常深远。
形象思维那天马行空的天外飞弹，一心渴望的就是科学思想来制导。乔埃斯为伊消得人憔悴，才写了《尤利西斯》(Ulysses)。他把英语散文的可能元素和表达方式全都“穷尽”了，旁人当然很难卒读。在“天书”《芬尼根守灵夜》（Finnegens Wake）里，乔埃斯不得不进行再创新，殚精竭虑“发明”一种同音乐相似、但和思想相背的语言，例如，All moanday, tearsday, wailsday, thumpsday, frightday, shatterday till the fear of the Law 之类。我有一条证据，说明在崇尚科学的理性层面，乔埃斯和自然科学家是息息相通的。“天书”里莫名其妙却最为精彩的一句，Three quarks for Muster Marks ，马上就博得理论物理学家喝彩。而且，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盖尔曼借用其中“夸克”（quarks） 一词，来给物质最最小的构成零件定名，一时传为科坛文苑交相辉映的绝顶佳话。反过来说，，如果他们也像斯诺所批评的科学家一样不读文学，更抗拒乔埃斯，能够搬得动“夸克”粒子吗？
到了十九至二十世纪转弯那会儿，对于时空神秘性的追索，更成了文人时尚，十九世纪写过《莎翁乐府》的查尔斯•蓝姆说：“时间和空间最叫我困扰”（Nothing puzzles me more than time and space）。这在中国文人眼里看来，不问他个“吹绉一池春水，干卿何事”才怪！美国现代小说家平钦(T. Pynchon )就更付诸行动，迷上了对科学题材的摆弄，而且真干！他早期就写了《熵》（Entropy，热力学函数），后来的成名作叫做《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在这些书里，奇妙的想象，荒诞的情节和怪谲的数学语言进行有机合成，合成了一个魔方球。
凡此种种，都叫人想到有一种恰当的物理效应，迟早就会发明一种与之相应的器件；有一种科学理论或者著作，迟早也会出现与之响应的文学作品。霍金先生的《时间简史》也许就正在等待着哩。
试问，从施本格勒（O. Spengler）的名著《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s) 里，谁说闻不到“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影子？ 在西方文学和美术声势巨大的“变形”（Metamorphoses ）热潮里，难道听不到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背光？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不但改变了科学界对于广袤宇宙、对于时间空间的看法，而且，还特别影响到了文学艺术。可以举萨特的存在主义为例子。
存在主义最初的推动力，就是对于新宇宙观的反动！文学家、诗人、画家等人物是最敏感的生物。我们先来看看，爱翁他有什么惊世骇俗的观点，足以让文学家目迷五色，进一步则感到五雷轰顶！
牛顿力学给相对论力学取代，原来有特定的语境，就是太空。不！文学家却天真而又痴心，采取了全盘“拿来主义”。在萨特的第一本小说《恶心》（La Nausée）里，主人公罗冈丹眼里的世界是一团混沌不分、黏黏糊糊鼻涕似的胶体，像电影《异物凶形》（Aliens）里的异物一样。主人公哀悼和怀念已经风光不再的牛顿力学。在那里一切都是中规中矩、轮廓清晰的刚体，一个简单美丽的公式：F = ma
就能风情万种地主宰一切。而现在目前这个“相对论”宇宙，居然存在着“弯曲变形”了的空间，在高速下“变慢”的时间（见上图），这只能让他感到一阵阵“恶心”。于是感觉大势已去，甚至自己这些人简直连存在的价值也没有了 ：
Nous étions un tas d’existants gênés, embarrassês de nous-mêmes, nous n’avions pas la moindre raison d’être là。
我们只是一大堆披枷带锁的存在物而已，自作自受，我们完全没有一丁点儿理由存在。
请看，牛顿力学和相对论在萨特主观上的无意错位，一举让“存在主义”在文化子宫里受了精、着了床！同样的艺术感觉的或者生理感受，在欧洲画家可可施卡（O. Kokoschka）和希勒( E. Schiele )这些人的作品里，也都表达得淋漓尽致。
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是弥漫在世界文化界的一片空气，一串公式，一种氛围，一个不管分子多么纷繁复杂而稳稳坐定的公分母。如果不是这么看，又怎么能够把里尔克那样复杂的文学现象解而读之？这位与卡夫卡同时代的奥地利诗人，在巴黎听过解剖学课，跟罗丹学习过雕刻。里尔克一生写了很多所谓“格物诗”（Dinggedicht 大多数人翻译成“物诗”，或“物之诗”）。但是，中国的《礼记∙大学》明明说：“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朱子更讲究了：“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那么，作家、诗人等等，他们需要不需要也格物致知呢？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便是要“知得分明”的一个。不仅如此，他还在精密“格物”的基础上，把每一桩物理个体都加以诗化，又给每一个物种一片优雅飘忽的弹性粘性，一切个体于是都存在于一个数学上的“连续统”（ Continuum ）当中。在这些“格物诗”里，一朵玫瑰，一面镜子，一只娃娃，一泓喷泉，一匹野兽，一间房间──里尔克把它称为“梦中芸窗”（ein Zimmer in einem Traum ）的，都具生命，全有历史，皆能关联。里尔克如此热爱生命，喜欢格物，如果到过名闻世界的湖南桃花江“美人窝”，一定会写那里连虱子都是双眼皮、有酒窝的！“格物诗”是精妙的物理观察，也是美艳的视觉奇观。读读他的名诗《笼中豹》（ Der Panther），就能感受到一片气韵生动，几声不同凡响：
笼中豹
——写于巴黎植物园
无穷无尽地走过铁栏，已把他的虎视磨损
他疲倦，对一切都已不再视听
他前面好似万千重铁栏
而万千重的背后什么都已不存
柔韧绵软的步武，轻捷强健的脚印
转着圈子愈收愈小，围绕着中心
是一场孔武有力的舞蹈
在中间，站着一个巨大的意志消沉
偶尔几次，那眼珠上的帘幕无声
会卷起，于是放进去一副图景
那图景穿透给静穆紧蹦着的四肢
── 一直到达心中才黯然消魂……
诗难懂，也难译，独有我们中国人却心有灵犀一点通。坡仙说“小诗如秋菊，艳艳霜中明”，里尔克的诗亦然，小扣大响，冷艳如霜。诗人正是笔墨酣畅地执行着《文心雕龙•诠赋》里的名句：“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首先，如果里尔克不在巴黎动物园里边呆上几天，天天格物，“格”那头豹子，是绝对写不出来的。当然，这里又有他深深受“泛灵论”（Animism ）思想怀柔覆盖的影子！
让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他的著名组诗《十四行遥寄俄耳甫斯》，感受一下里尔克那片晦涩的解读艰难，几声奇崛的浅吟低唱。
呼吸吧，你无形的诗歌 ！
你始终围绕着我的存活
同外界进行纯洁的对换，押着韵
其中韵律化生存着的是我
只有一朵浪花飘过
那雍容浮现的大海就是我
在所有海洋里最会剪裁
所以能把空间也赢得着
有多少这样的空间处所
已在我深处长存，又阵阵风儿吹过
合成了我的娇儿一个
薰风啊，我气息所锺，你可认得我
你，一度曾是树皮那么光滑磊落
── 如今圆润的华篇，
这就是我的诗歌……
这是诗人的歌，也是诗人的生理学、物理学、生物学。那么，应该怎样来理解这首诗呢？
为了生存诗人呼吸着。但是，呼吸对于诗人，又有特殊的提供营养和促进想象的作用。诗人吸进空气，同时和外界世界进行着物质的“对换”。物质空气进入诗人内部，又促使和形成了诗人本身产生的物质──诗歌，诗人呼出的是诗歌。那么，对于诗人来说，诗歌又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诗人吸进呼出的物质 ── 空间和空气。诗人是一架改造空间和空气、使之成为诗歌的特殊物质！
试问：谁又能说这里不充满了丰赡美妙的科学意象？
从“格物致知”入手，两者这么一“打通”，里尔克的晦涩就容易对付点儿了。有谁对里尔克余兴未尽，可以再读读我散文集《美是一个混血女郎》里面的《破解琴心说骚人》篇。所以，美国女哲学家浪歌（S. Langer），以她特有的细腻入微的观察，总结了一句话：
Art is the objectification of feeling, and the subjectification of nature.
文学艺术：感情外化为无我之境，自然内化为有我之境。
此话我认为比王国维还说的进了一步，可以成为经典；当然也可以用以来理解里尔克。如是观之，我们还能够说自然科学对于诗人没有影响？或者单用自己的一颗颗赤裸的心，就能够“解读”这个那个了吗？
当然，我们感兴趣的是科学对于文学深层次的浸润，而不是文学对于科学表层次的搬用；玩弄科学名词不见得就有科学精神。多年前中国有一部描写数学家的小说，里面充满了复杂莫名的解析数论演草式。我看就像挂在绿树上的几片枯叶，怎么也品味不出这篇小说有什么科学人文精神。岂料到了二十世纪后期的世界村，中国文化居民仍旧我行我素、奇行独立，以为仅仅把人生经验映射（Mapping ）到文字空间就是创作，不需要任何思想给输氧，或者反思来制导。这不是典型的向壁虚构（Fiction），又是什么？写小说无须学识， 只问人生，还可以一逞其能。可惜的是，目前的“作家解读”、“文学批评”什么的，也是用这种烹饪方法调制出来，也之是个人经验在文字空间的映射，不带着任何理论思维。这就落入了风格轻浮而行为走险之作，算不了严格意义的文学评论。
注重文化修养的科学家都一定阅读文学，但是只有深深浸透了科学精神的文学，才能引诱科学家毅然决然“失身”，去偏离自己原有的严谨轨道，为之不惜去做一趟闯荡江湖的浪子。一个文学界、翻译界叫人感叹、令人伤怀的例子，就是波伏娃的《第二性》（Le deuxiéme sexe）的英文翻译（The second sex），这故事听起来颇有点儿像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第二性》第一本英文的翻译者不是文人，而是一位动物学教授帕石莱（ H. M. Parshley ）。为了翻译这本书，动物学教授不但要在不是母语的法文世界里过关斩将，而且要深入法国和德国一大帮哲学家的恶猛林子中去斩荆劈棘，而对于生活在这片树林里的“凶猛野兽”他却一无防备。最后他不折不扣为了翻译这本书呕心抽肠而死，留下了一册优异卓拔的译本。在他身后，《第二性》许多别的语言的译本都得力于他传世的英译。
共生体和“文化培养基”
我们还要谈二十世纪文化的另外一个鲜明特点。而这又正是中国文化的生态里面非常缺乏的！
英、法、德、俄等西方语言里，文化和“培养基”是同一个词（分别是：Culture, Culture, Kultur和Культура）。这是一片华美、深刻而命中注定的语言意象。西方文化人历来有一腔鲜明脾气，我喜欢称之为“共生共栖现象”。……往往是一篇佳作一经问世，大家就立刻像过节似地踊跃传颂；一个疑义一经提出，所有的人马上以解决世界难题的劲头热烈讨论；思想和情趣的沟通像是有千万条通道交流往来，艺术品位和欣赏的感染也穿过无数道经络四通八达，创作上的相互启发和借鉴更像小学生那样你我传抄。他们不是“涸辙之鱼”，但“相濡以沫”， 用自己的艺术的、思想的高级分泌物来相互滋润着，互相补充着，共同繁荣着。他们与其说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群体，不如说是一种完全共生共栖（Symbiosis）的文化生态！文化，也就是文化人的培养基啊！
我住西方多年，虽然不算文人，却深有体会感染。因为，在我活动的大学理学院里，也是这样的情景。泡咖啡馆是常识常事，泡咖啡馆，咖啡是喝下去的，而人却泡在咖啡馆的那种人文的、艺术的、科学的情调里。情调、氛围、环境，正是比课堂要营养十倍甚至百倍的催生文化科学的土壤！在一篇写布拉格的文化科学氛围的散文里，我曾经这么写泡咖啡馆：
空气里朦胧着轻柔幽雅的背景音乐，多半是德沃夏克的《新大陆交响曲》，或者斯美塔纳的《沃尔塔瓦河》。一杯“卡普奇诺”咖啡正在喝着，那斯拉夫女郎手儿把着咖啡杯的把儿，一根小手指儿还微微翘着，像鱼儿唼喋似的轻轻碰一下杯子边儿，一口，两口……一杯咖啡在手，她简直就是端庄、娴雅和风情万钟的化身。或者，侍者刚送上来一杯还冒着热气的清咖啡，那天花板上的西洋油画倒影进了液体的表面，好像，女郎喝的就是一杯色彩斑斓。她又从容轻柔地把一块方糖放进去，斑斓的湖面荡起了同样轻柔的小小涟漪。她又更柔媚妙曼地倒进少许奶，那咖啡就变了，化出了一种勾引欲望的巧克力色，女郎于是又成了妩媚和魅力的一片图解。在窗外看到上面这种情景，而那最是令人触动的，就是两个人对面坐着，大概是大学生吧。他们同时在喝咖啡，两双眼睛都掠过杯子沿儿，同时停落在对方的眼睛上边儿。话语已经成为累赘，因为杯子里少许热气正袅袅婷婷，摇摆上升，看过去使对方的脸儿显得分外娇媚，要不就英姿飒爽……说喝咖啡，其实，喝下去的是一种氛围、情调、心绪，还有布拉格式的文化共鸣。
到了二十世纪中期以后，文人学者、自然科学家更把咖啡馆看成第二书房，甚至是第一书房了。例如，人们常常可以在巴黎的“赋乐和”咖啡馆（Café de Flore）见到一幅场景：波芙娃坐在她的老位子上，面前摊放着书本，展开着纸张，她一只手握着钢笔，另一只手举着香烟，正在烟香袅袅之中沉思。她身边坐着她一生的伴侣萨特，一个戴眼睛的小个子男人——比她还要矮，衣冠不整，貌不惊人。可是，整个世界都在观望着他，半个地球都在读他的书，所有学府都在企图弄懂他的思想！
那么，中国的文化生态呢？
它扎根于个体的“文人相轻”尖刺，文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冬天刺猬之间的关系：离远了就感到孤寒，凑近了又相互抵触！“门户之见”还只是一篇轻描淡写，“圈子”则是恰当的单刀直入。中国文人不愿自己的神笔在饱蘸墨汁的同时，也稍蘸那么点儿科学精神。同样，也很难要他们扮演共生的角色，伸出自己高贵的手臂去拥抱群体生态。
卡夫卡貌似踽踽独行，其实，和同时代文化人的共生，才是构成卡夫卡的一块部件。重要因子还有下面二者：卡夫卡当代科学发展作用于他的巨大影响，卡夫卡所使用文学语言德语文学的熟悉程度。文学批评界如果没有准备这“三要素”而要“解读”卡夫卡，恐怕是太大的高难度动作。文学虽然天马行空，但公认的原则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小说容忍“虚构”（Fiction），小说评论却遵循“非虚构”（Non-fiction）。如果以为只要“换我心，为你心”，就能“解读”天下万事万物，而根本不用去“格物致知”。那就无异于“我思故我在”了。说得不客气点儿，如果世上真有那么多精妙的“学问”，小小环球早已“载不动许多愁”了！再者，我老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会产生各种“新学问”的沃土。动不动就给你端上一盘“X X 学”来，例如，以前有所谓喧嚣一时的“文化语言学”之类，最近又有人提出什么“社会物理学”、甚至“成功学”……这也是因为中文生造词儿太容易的缘故。外语来说，要说什么“学”就得加一个-logy, 非兴师动众、据理力争不可。例如，Psephology 可以叫做“选举学”，但是如Proxemics 就只能说是“人际距离研究”，还登不进“学”门。
余光中先生在岳麓书院谈的题目是《艺术经验的转化》。其实，这就是“通感”！钱锺书先生在四十多年前提出过，我在许多文章里面说到过。这么看来，余光中先生所说，不同“艺术经验”之间能够“转化”，首先是因为文人们之间能够通信沟通。这两者恰好互补，是阿波罗车驾下面的两个轮子。这就让文人可以架雾腾云。
其实，卡夫卡式的“变形热潮”也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不识字清风，同布拉格和维也纳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变形之怪，是深深植根在布拉格的科学传统和反传统的反思苦果，也是文人在相对论世界、在科学发现所揭示的自然真相面前的一种人文杞忧。布拉格，“欧洲的魔术之都”，这里也生活过杰出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和第谷。而且，科学和反科学有时候会披着同样华丽眩目的外衣，同样大摇大摆、徘徊游荡。这样，才会在恰佩克心里顺理成章地激发机器人的幻想，也才促使让卡夫卡把正常的“城堡”狂想为超自然力量的俯视狰狞。
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其实是现代文学里游园惊梦的常客，也是文化沙龙节目过后夜里经常性的梦魇。有个根本原因：现代科学在分析自然世界，分细了、微分了还要进一步肢解，其实现代文化也在分解、乃至肢解人类本身。文化在此受着科学莫大的精神冲击，还顺带接受精密的技术培训。这些文化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公分母”上面，所以人们在说到里尔克的风格时候，也往往用“变形”两个字。如果真要像某些论文里说的“凿穿壁垒”，那不过是科学“凿穿”了文化人的千古陈年“壁垒”而已！我回头来更有点儿疑疑惑惑了，现在有些大块批评文章的写家，是不是西方文化界常常警惕的“虚构写家”（fictioneer）？
世界是三维的，文艺也是三维的，有第三维的科学思想做支撑。写家们虽然虚构得天马行空，却又跳不出二维空间，奈何？ 这当然要归咎于我们多年来的教育，就是硬生生地逆着“君子不器”的方法和目标培养的。既然“器”，当然狭窄逼仄，目不斜视。要怪文人本身，也是冤枉。不过从效果而论，还是逼人想起法国哲学家邦达（J. Benda）的一本书，名字是《知识分子的出卖》（La trahison des clercs）。是有人在出卖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在通过自己的所谓“苦旅”、“解读”、“山居”等等，在“出卖”所讨论的文学作品和作品的作者和主人公 ？
知识分子 = 反省自己的人！
我们于是看到了两类文化人，一没有科学思维，二从不进行反思，是为中国特色。而且往往两者集于一身。皇皇大作一篇篇、一本本抛出，但由于缺损了必要的指路牌，就必然跌进“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的黑洞！害怕反思如同畏惧爱滋，其实大可不必，反思也决不像海阔天空吹法螺那么丢人显眼。对于自然和宇宙的亘古质疑，同对于文人自身的不断质疑，实在应该看成是一把剑的两个刃，用来解剖，也用于创造，解剖也是为了创造。思想恰像光源，既照见了暗夜行路，又照见文化人本身。如果文化人不愿意或恶相狰狞或搔手弄姿地招摇过市，也当然应该照一照以便修饰仪表才是。对于夸夸其谈“甚至生命的分裂真实地表达出来”的“自我”，便更是不知其可的活悖论了！
其实，反思更应该是知识分子定义的一个关键部件。加缪就说过：
Intellectuel = celui qui se dédouble.
知识分子 = 反省自己的人。
原文是“具有两重性”的人，一部分好、另外一部分坏；一部分反抗另外一部分；一部分反思另外一部分。中国有多少知识分子会承认自己又好又坏？老实服膺自己应该一部分要反抗另一部分？
今天的许多文人让我不禁想起“小器”二字，小器实为文人大忌。人小器有个自然科学的孪生兄弟，叫做“热容”太小。酒精的热容就小，在室温的那点儿热度下都会挥发得忘乎所以；大海的热容就大，加温到九十九度也决不会腾云驾雾飘飘然。《抱朴子》里把“器小志近”者称为“庸猥之徒”，相信是文人决不愿意与之为伍的。不过，这也就自然而然引出了下面的话题。
一种既没有科学底蕴，又缺乏人文精神的文化，他的面貌如何？
“负情商”文化
上面说的全是理论层面的症结，下边应该看看心态、情绪和操守等侧面。看来文学的“情商”（EQ）也要好好向科学的情商学习。因为科学崇尚深刻宁静，抵制浅薄浮躁。用这一条我们可以牛刀小试，观察一下近来中国文坛的某些喧哗闹腾的有趣现象。为了比较，先从几句科学情商的溢美之辞开始。
真正的科学家，一定少有欺世盗名之心，拒绝扭捏作态之态，否则成不了大器；科学逼得你忠诚老实：
Minds are ike parachutes. They only function when they are open.
头脑像降落伞，只有张开才能起作用。
科学家要神秘的自然向他们袒露情怀，自己岂有不袒露真情事实的道理？某北欧物理学家得了诺贝尔奖，家乡报纸马上登出头版头条消息曰：“物理学不及格的人居然的了诺贝尔奖”。此公衣锦荣归时报告做得坦然诚实：“本人物理学不及格是事实。但是报纸还有遗漏：我的数学也是刚刚及格！”法国某物理学家、诺贝尔得主性格豪爽，狂放不羁。一次带着一位金发女郎赴宴，当场有好事者“将一军”，要他用“最浅近易懂的方式”谈谈“自然的精妙”。此公马上让身旁那位绝色美女站到餐桌上，指着她说：“这就是！”
真正的科学家，一定革除急功近利之意，远离浮躁躐等之举，否则进不了堂奥；科学迫使你静心冥思。科学要同那些以十亿光年为空间尺度，以百亿年为时间尺度的现象为伍，科学家自己岂能鼠目寸光？科学埋头于天地纳入芥子之微，还会有什么人生琐屑能够分其心志？科学整天生活在n维空间、和抽象得比真空还要稀薄的空灵剔透运算之中，怎么还会希望什么远方的鸿鹄将至？
真正的科学家，一定警惕哗众取宠之念，躲避暴光露丑之事，否则修不成正果；科学硬叫你修身养性。科学知道，水银灯的光亮其实不是真正的亮点，做媒体“明星”不是文人学者本分。科学总是淡然怡然悠然坦然，文化也不应该都是一蓬喧闹的烟似的“格格”，“追星”永远追赶不上“追心”！美国黑人歌手戴维斯不是说吗：
Being a star made it possible for me to get insulted in places where the average Negro could never hope to go and get insulted.
做了明星，反而使我在有些地方更容易自取其辱。
中国文人中的幽默大师曼倩先生早就说过：
苟能修身，何患不荣？
歌德更斩钉截铁地说：
Es bildet ein Talent sich in der Stille.
平静出天才。
我这里要说一个特别感人的例子，可惜，还是科学家。在美国工作的奥地利物理学家梅特纳（Lise Meitner），就是一个悲壮凄美的典型，她曾经给爱因斯坦称为“我们中的居里夫人”。可这个“居里夫人”可没有前者幸运。她眼睁睁看着同事哈恩（O. Hahn）领取了一九四四年诺贝尔化学奖，领取太阳光焰般的荣誉和烫手的巨额金钱。而得奖的“核裂变”（Nuclear fission）理论，恰恰就是他们两人几年前在德国的共同科学研究成果。梅特纳逃离了“第三帝国”，在哈恩这种人看来她也就逃离了荣誉。梅特纳以一个科学家的豁达冷静对待这件事，只有她的美国同事都为她忿忿不平。直到一九九六年，一个女性“好事者”赛姆（R. L. Sime）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出版了一本厚达五百页的专著《梅特纳 — 物理生涯》（Lise Meitner, A Life in Physics），才披露了其中的秘辛隐情，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是已经不能阻止哈恩掩耳盗铃地独吞诺贝尔。反观中国某些文人呢？恐怕是浮躁躐等之心随手可掬，惊世骇目之态路人皆知。
西方的典型文人的人生心态，崇尚自然，热爱艺术，与世无争—— 当然，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像英国诗人蓝朵就泱泱大度地说：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Nature I love, and, next to Nature, Art.
我不跟人争，因为无人值得我去争。自然，我爱；自然之后，就是文艺。
梅特纳终生未婚。有人说，还好她本人并不像她研究的成就那么光彩夺目，否则，不知道有多少男人拜倒在她的白大褂下面。但是，蕴涵和固化在人物品行里面的深刻思想，更能给人一种震撼灵魂的力量，一种强劲大器的美感。当要我用语言来表达，我就想起"雍容"两个字。为什么说又同女性联系在一起？一个联想和意象是"大地母神"、"盖亚传说"。大地母亲孕育一切，不感到疲倦，不夸耀功劳，不显露骄傲。这就是一种雍容！只有女性才表露得出来的美，因为只有女性孕育生命！想到这种科学和艺术的特殊的美，想到雍容这个词儿，你就自然会想到大地、母亲、女性！
因为我写了《破围》，同《围城》这本小说有关，就有人兴师问罪，要同我“打官司”。大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大家尊敬的大家，就是曾经在文章里引用英国诗人蓝朵过上面这段话的人。世界啊！是多么奇妙，人们啊！又多么诡谲哟！
我的罪名是为《围城》作注解。其实，对经典作注疏，正是中国文化的宝贵传统，是文化能够代代传薪心传的一种物质载体和保证。像王弼注解《周易》，郑玄注解《礼记》，杜预注解《春秋左传》……给后代积累留下了多少宝贵遗产！古文经学同近文经学之争，也就是个家注解不同开始的。汉朝董仲舒甚至感慨：“《易》无通占，《诗》无通诂，《春秋》无通义”！除了注解，唐朝孔颖达还发明了“疏”，就是疏通，把许多注解集中起来，“疏不破注”，疏通不违反注解，来个一锅煮。可是，我还根本不是“注解”或“义疏”钱锺书先生，我不过是拿他小说里的典故来做自己文章，如果这也算是大逆不道，那就只好捉是“人莫予毒”了！从这些可以看出，我们的大人物，在西洋留过学，至少呼吸过几许西方人文主义空气分子的大人物，离开人文有多远！
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极端。前不久有一部《十批判书》之作，专一毫无道理地刻薄践踏别人而自暴（爆）自肥。揭开来看一看，原来其中仅有的可读部分却又是从别人那里抄袭而来。至于有两篇在《芙蓉》上淌着泪的“悼词”，更是昧着良心的诛心之论。二十世纪我们尊敬的文学家，在他语词的炼狱里个个该杀；“悼词”者，“赤吾族矣”的判决书也。文章里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不可深究。例如，作者单单捧出语言学专门名词“语感”（Sprachgefühl），作为评判作家语言的唯一法宝，但是对这个词的用法却完全不通、主客倒置。于是乎文学创作和影视银幕上的胡编乱造，同这种文学批评文章的不堪入目合奏和响，交相辉映，实在是目前中国文坛一大景观，但前者还不至于杀人吧！
我曾经有个比喻。批评家靠文学家、文人、诗人、小说家而生，所以，像是寄生在他们身上的寄生虫。恕我冒昧不尊敬，这不过是个比喻。连寄生虫也知道，不能把宿主害死，否则，自己也得完蛋。可是，我们的批评家为什么老动不动就要宣判某某作家的“死刑”呢？难道，他们连小小寄生虫所懂得的小小道理，也不懂得吗？
英国“湖畔诗人”柯勒律治（S. T. Coleridge）说话是说得挖苦了点儿：
Reviewers are usually people who would have been poets, historians, biographers & c., if they could they have tried their talents at one or at the other,and have failed, therefore they turn critics.
评论家如果真有才具原本可以成为史学家，传记家，或者诗人；他们在这些方面一定都尝试过才能，不过失败了，于是便转向评论。
有时候真让人觉得，现代化好像也像其他星系一样，愈来愈离我们远去。因为现代化原应是一个精神过程，一个提高素质的过程，而素质又由文化决定。文化如此，素质安在？
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士在诺贝尔文学奖仪式上说：“我们美国教授们要他们的文学清朗、冷峻、纯洁，而且非常死气沉沉。”（Our American professors like their literature clear and cold and pure and very dead）。我们的教授们则要他们的文学晦涩、炽热、肮脏，再加上端在市场的盘子里拼命去漫骂侮辱，否则，他们就要祭器去“悼词”咒死你！于是，这也就 不得不想到，世上有两种方法可以叫人对文字产生憎恨厌恶，一是径直去憎恨文字，二就是逼人去读这种批评文章！
中国文化界、文化人俊彩星驰，自然不甘寂寞。这一杰出人群在弄弄“文潮”、“商潮”之后，又特别想做目前还是新事的司法诉讼的弄潮儿。不以正方为己任，就以反方来自诩。动不动就对簿公堂，已经成了文坛奇观、斯文义演。衮衮诸公其实应该读读枚乘的《七发》：“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文化界众多的写家虽然未必都有文化，但是在串演正方和反方们之余，似乎也该从上面的例子再补学一点儿气度和雅量，给自己营造一点儿清净宁静的境界。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贝娄的话深中肯綮：
Ar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achievement of stillness in the midst of chaos.
只有闹中取静，文艺才能有所成就。
好了，到此我们止不住要盘根究底试问：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到底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抽象地说，他们正应该是时代宏观形象的诠注者，他们注定是世界飞速变化的见证人。有英国勃郎宁夫人的诗为证：
if there is a room for poets in this world…
Their sole work is to represent the age,
Their age, not Charlesmagne’s
如果世上还有诗人的空间
那唯一的工作就是将时代来表现
要的是他们自己的时代
同查理曼大帝无关……
其实，这些话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里全说过了！那么，他们又怎么可以漠视时空演进中的精髓和动力 ： 科学技术，她的纯洁意象、从容性格、理性本色 ？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把话说得更大器汪然：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然说是经国而且不朽，岂有拒绝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的道理？
所以，每当我翻阅法国散文家蒙田的时候， 不禁都会深感他警世喻世醒世的一片拳拳睿智：
La plus grande chose du monde, c’est de savoir être à soi.
人生大忌，莫过于方寸失调。
说这话可有些儿“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了。我这里就不讨论目前电影电视、流行歌曲等等，那些恶俗文化里面的浅薄荒谬了。至于个别人的个别事，例如全身披挂着沾着三千五百万中国人鲜血染成的军旗，还要招摇过市；至于用强度化学酸去泼洒珍惜动物；至于谁批评了他他就把你同盗版贼判为“同伙”；至于明明说好了价钱临时变卦不出场来威胁；至于提倡名人写书，可是出版的书里错误百出，文字连小学的水平读没有达到；至于连别人的文章都没有读过，就提笔写批评污蔑 ……就不能在我们的眼界之内了。因为，这既同文化、也和科学没有关系，我宁愿看成是一种出自动物最自然本能、一种同刮风下雨一样的自然现象。“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您有什么办法？
话说回来，余秋雨先生不是湖南人，也没有在湘江边生活，对于“湘学”毫无传承，有的只是一背唐诗宋词就动辄出错的才具，居然能够说出可以“谈四个小时湘学”的超级大话。方寸失调，莫此为甚！九天之际，隅隈多有，直觑得吾湖湘无人乎？呜呼，这也就是中国目前文化界的一大景观了，又一个不足为怪！
文化呼唤大器雍容
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拉马丁有一首小诗云：
les Cieux pour les mortels sont un livre entr<|>ouvert
Ligne à ligne à nos yeux par la nature offert;
Chaque siécle avec peine en déchiffre une page
Et dit : Ici finit ce magnifique ouvrage !
诸天对于凡人是一本书正翻开
自然在我们眼前一行一行把她打开来；
每个世纪千辛万苦解读一页
还要说，这儿已经作完了丰功伟业！
这里也浸透了上面那些女性的雍容大器和大方豪爽 ！费了千辛万苦，科学的神秘给解读的只是一页而已。用不着作为“丰功伟业”来夸耀，更不必斤斤计较，或者对于成功者恨得要鞭尸三百。其实，说到成功者，读者诸君，您要把他理解为比您先成功者才恰当。他能够做到的，您也能够做到。
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包含这种“运算”，也正说明了一种特有的优美和雍容──雍容大度。雍容，是科学的美，也是文艺和人生的追求！在中国诗人里面，宋朝的宰相诗人晏殊是最有特色的一位，同王安石同是江西临川人，称做“临川双璧”。他的诗词没有王安石的高壮豪迈，却有着一派特色的雍容华贵。在《寓意》里得到了刺骨的表现。
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
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天长处处同！
晏殊是早慧的大文人大官僚，十四岁应“童子试”，现在来说应该送进名牌大学的“少年班”。第二年也就是十五岁，居然“赐同进士出身”，等于现在不用做论文就授予“博士学位”一般。晏殊的雍容大度，在外表现在重视而且提拔人才，范仲淹、欧阳修都出在他的门下，就说“红杏尚书”宋祁也是他的门生。门生里面当然有比他年龄还大的（范仲淹就比他大两岁），这在提拔者，就需要一种洒脱虚阔、雍容大雅的内在气质，一片娴雅深致、超然飘逸的风度。
这就是具有科学态度的文艺特殊美、雍容美！
现在，我们还可以来看一看，在本世纪初，当我们民族从无穷苦难中，刚刚向这广阔寰宇的大千世界睁开疲倦昏花的双眼时，我们的先辈诗人是怎么翻译外文诗歌的。其中很有名的一首就是── 诗僧苏曼殊译歌德赞印度《莎恭达萝》诗最后，还要说到一位可爱而又雍容的女性，和一中一外两位女性的崇拜者——
Sakuntalâ
Will ich die Blumen des frühen, die Früchte des späten Jahres,
Will ich , was reizt und entzückt, will ich, was sättigt und nährt,
Will ich den Himmel, die Erde mit einem Namen begreifen,
Nenn<|> ich, Sakuntala, dich, und so ist alles gesagt.
这首德文诗歌如果让我来翻译，可能是下面的译文：
如果要我用一个名字
就说出春天的花，秋天的果
如果要我用一个名字
就道滋养和迷人，还有饱满和快乐
如果要我用一个名字
就能把悠悠苍天和丰饶大地囊括
那我就要用一个名字
—— 莎恭达萝
诗僧苏曼殊译诗如下：
春华瑰丽，亦扬其芬，
秋实盈衍，亦蕴其珍。
悠悠天隅，恢恢地轮，
彼美一人，莎恭达纶 ！
诸位女士先生，美不美？
最后，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人生中，在以后的事业里，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在自己小小宇宙，都爱自然、爱人生、爱科学、爱文学，都深情地钟爱春天的花朵，都努力地播种秋天的果实，都努力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情商，都作一个个货真价实的—彼美一人！
所以，胸腔里多呼吸些科学和思想，脚底下多沾些科学精神和人文思想的肥沃泥土，中国的文化才不至于头重脚轻，或者头轻脚重，重心才能平衡，才能站稳脚跟！还要多读些中国传统文化。古人云：“士之致远（有大成就）者，当先识器（重人格修养）、后文艺”。一部《论语》，讲的就是人在社会里怎么提高情商和道德，以便更好为社会服务，也实现自己的价值。例如，孔夫子讲的“君子不器”，不要把自己当成一台“吃角子老虎”那样的机器。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气”要“浩浩然”，做人才能堂堂正正，而不成为“气小志近”的“庸猥之徒”！
要解决中国当前文化界的问题，要伸出两只手臂：一只，从西方接受人文主义思想，包括科学思想；另一只，遵从中国传统文化关于道德和情商的有益教导。而今天，在这座白云书院庄严的《中国传统文化讲座》，我要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她是医治百病的良药一方！
谢谢大家！
问：请问钱教授，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通俗文化？
答：要区分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还要区分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我想，你的问题实际上指的是大众文化吧？在西方，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这两种文化区分得很清楚，很严格。比方做教授的去听室内乐，西装革履，打扮得也高雅，而一般喜欢摇滚的大众不会去听。高雅文化有它自己的范围，有市场，也很兴盛。但同时也有通俗文化。因此我们得规划我们的文化。对“戏说”和琼瑶之类的东西，我们不要一味谴责。它有其存在的理由。就像细菌可以存在一样，只要它不危害人的生命，我们也不必要非将它杀灭不可。甚至，有时也会有益，比方现在我们胃里就有许多细菌，正勤奋地为我工作着。高雅文化陶冶人的性情，影响人的思想。通俗作家和文人是有区别的。我们大家如果有思想，就要做个典型文人。文人非但要把书卖掉，而且希望大众共享他们的思想。大众文化则只想把书卖掉赚钱，比如某某人趁卖书时卖皮鞋，尽管那书错得一蹋胡涂，惨不忍睹。我们要把通俗文化关在一定的笼子里。对高雅文化我们提出高雅的要求，对大众文化，我们就把要求降低，一笑置之，让他去赚大众的昧心钱。而对高雅文化，则不要求赚钱或少赚钱，而要让读者分享作家的思想。再说一遍，对通俗作家不能一味指责，因为他们是靠炒作赖以为生的生物。世界上的生物都需要吸收营养，对上面所说的这类生物，炒做就是营养，越挨骂越开心。对他们不炒作，就等于不给开饭，会自生自灭。这也有历史经验。当年我在美国，就读过几篇讨论“大众文化危害大矣”的文章。主张不仅要限制“大众文化”，而且经常声讨。所以，不是说大众文化就是好的。为什么？大众文化随着大众传媒而生，出现了几个特点，第一，严肃的批评家让位于炒作；第二，正常的拨款让位于出于不同目的的资助；第三，媒体的误导大于评论家的指导，等等。群众这个概念很模糊，群众往往产生狂热，非理性，需要正常的指导。有位哲人说过：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很对。我们也真应该好好借鉴欧美的经验，处理好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问题。总而言之，希望把两者加以界说，区分欣赏者的队伍。高雅文化的追随者不会踏进大众文化堆里，迷醉大众文化的人也许有一天会对高雅文化虔诚皈依。人啊，不要去“追星”，而要去“追心”。
问：我读书时经常碰到“呜呼哀哉”、“之乎者也” 这类的话，读来像吃夹生饭，好像回到了孔乙己的时代，请问你对此有何看法？
答：我不但希望书里多出现“之乎者也”，而且还提倡从小要读经。在美国，我曾去拜访大名鼎鼎的美籍华人田长霖先生，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交谈小时候看的书，什么《七侠五义》、《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等。那时记忆力极好，但是简直浪费掉了。我们问，有什么办法让小孩在记忆力那么好的时候记一些让他终身受益的东西？到了欧洲，我知道了欧洲的学生真是读经，拉丁文就是他们的经，小学就学拉丁文，对以后学习其他语言大有帮助。拉丁文是欧洲所有文学的源头。比方，“我是人，世界上所有的知识对我都不陌生”，这是我做人的宗旨。这句话是蒙田说的，但原文是拉丁文。我主张从小读经，只要天天念，不需要懂它的意义，但念到后来自然就懂，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现在之乎者也还是不够，看到了应该欢呼雀跃，不嫌他多，只叹其少。“之乎者也”等等，是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立身的东西，是我们文化上的根。在座的张馆长我想就是专门身体力行、宣传“之乎者也”的。
问：请谈谈对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理解。
答：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抒情地写道：
于是，一句话就能够把人们心口揪紧，
一串字就会得使时代泪热眶盈，
一行诗就用来叫生活吹散艰辛——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复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又同欧洲的文艺复兴有什么共同点和差别呢？中国民族的复兴是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提出的。现在没有多少民族需要复兴了，而我们民族偏偏需要复兴。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就是中华文化。大家都知道，中华文化有强大的韧性，我们中华民族始终有一个分子，士，知识人，他们不管身处在多么深重的艰难困苦，也总是心心念念要把中国文化代代相传下来。“士”在外语无法翻译，西洋没有士这个阶层。士是通过制度化、即科举制度产生出来的。今天的士，要在民族复兴中起到先锋作用。因为你书读得多嘛，你就要更懂得道理，更晓得我们民族如果不复兴的话，会是什么结果。另外，我们的民族复兴应该是符合科学，重视思想，与时俱进，不同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同时，我们复兴的任务也是极其艰巨的。因为，第一，我们人口基数实在太大，是很沉重的负担。第二，地域广大，而有些地方实在贫瘠，简直不适合生存。第三，中国人总体来说素质还比较低，连起码的不随地吐痰、遵守交通规则都办不到，很顽强。朝野之士声嘶力竭提倡，但是时好时坏。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眼睛与文明礼貌逻辑学》，大声疾呼起码的文明礼貌，我自己没有见到效果。德国人就非常文明，很守规矩，从而创造出他们科学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顺便说一句，德国的垮台不是体制性的垮台，体制机构并没有腐朽。二战后艾森豪威尔视察德国，他很轻蔑地讲话，你们德国人光清理垃圾就得二十年。可是只用了七年时间，他们的生产就恢复到二战以前了。德国人很能对自己的民族进行反省。他们常说，我们有罪，那是我们整个民族的耻辱，普通德国人都对战争有深刻的反省。所有这些，都一个成熟、或者比较成熟民族的标志。日本就恰恰相反。我们民族还不够成熟，日本比我们更差。所以，不能光从经济上看。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句话，就是要促使我们民族进入世界成熟民族之林！
问：余秋雨的感慨，“美丽与灾难密不可分”，未必像你分析的那样，欣赏人类的发现，他是从人类的角度去谈论的。用余秋雨文革作为从而否认余秋雨艺术成就，是不是有些不公正？
答：对身边人，我们会有一种看法；对遥远的人，我们会有另一种看法，所谓画虎易而画犬马难，就是这个道理。我不是来评论头面人物的德行问题。现在足以影响我们的人，我就应该多谈点。因为，我觉得余秋雨的观点和作风都不对，而又有能量影响读者。当然，也希望读者考虑一下我本人的观点对不对。说几个具体例子。他那句谈话不是写在书里面的，他的确是站在那维苏威火山灰遗址前面说的，而且还通过电视片传播出去。我觉得，一个稍有人文精神的人也不会说这句话；而一个缺乏人文精神的人，倒又不会感觉这句话到底错在哪里。因为两者站在同一座标点上。在人文精神普及的国家，人们谈到灾难，都有悲伤感或甚至负罪感，比如德国人谈到二战。绝对不会把美丽与灾难混为一谈，认为它们相互生发、互相促进。否则，这人世间还有什么是非？还有什么罪恶和非罪？鄢烈山写过篇《余秋雨落荒而逃》，说余秋雨外国旅游时碰到穷人就落荒而逃，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他缺乏人文精神。特别不能原谅的是，学者、教授余秋雨书里，居然充满了常识性的错误。我想，说到作学问，他可能连原文都没读过，非常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搞清楚。我举几个例子。一接触西洋事物，《千年一叹》就把“亚特兰提斯”误作“大西洋”的Atlantic，而且地点也搞错了；一提到中国典章制度，就把“致仕”说成是“做官”，还有“第一名状元”等等；一引用古典诗词，就说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应该是“波撼岳阳城”，可能因为他当时正在岳阳楼上吧）……其他滑稽可笑的初级错误在他的书里比比皆是。所以，有位好心人奉劝他千万不要再谈论文化，免得贻笑大方。贻笑大方则还不可怕，因为“大方”看得出低级错误。那么，这难道是对读者认真负责的态度？
余秋雨是暴得大名的人物，应当当作研究对象。我有篇文章，名叫《文人风范与文化规范》，谈到余秋雨现象的产生和很多目不识丁的人变成百万富翁，二者恐怕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使一批常识不高而富有冒险精神的人暴得大名。我把它当社会现象加以研究，不是对余秋雨进行人身攻击。如果余自称只是作家而已，我们就不必以学者的标准来要求他了。我对学者和作家要求不一样，学者是为人师表、宣传知识的，人家读者会把他写的当成真是这么回事。如果他老老实实承认我就是作家，写出的东西只当旅游手册来看就可以了，那没有必要去跟他较真了。但余秋雨自我标榜为“学者”，那就得以学者标准去对待，以免贻误读者。
问：我非常欣赏钱教授的演讲，充满了思想性，也赞赏您对余秋雨的看法。我有一个问题，现在许多高科技被用于制造杀人机器，科学家如果知道被政治家利用，那科学家的良知道德又何在呢？是不是很愚蠢呢？
答：科学家往往被一些花言巧语的政治家所利用，没有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是为了杀人而去研制武器的。科学家大部分有良知，但被政治家迷惑了。政治家会说，你造的东西是消灭敌人，消灭我们的公敌。因此，爱因斯坦曾建议罗斯福制造原子弹，自以为有崇高的目的。但最后他还是觉得不妥，但已经来不及了。坏就坏在政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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