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书院和“学为己”的书院精神 |
| 作者：张本义 |
记得，五年前白云书院开课时候，我们请来了著名学者于植元先生。他在给我们开第一次讲座时曾谦虚地说：“好角都在后边，京戏开演时，前面总有垫场子的，这个垫戏的，可以使迟到听众等到大名角出场。”今天“白云书院国学义塾”志愿者培训班上第一课，我却当真的属于随着开场锣鼓上场的第一个人。抛砖引玉，以后陆续再请大方之家到这里做高层次的讲座吧。这不是谦恭之词，确是肺腑之言。
今天，我结合我们白云书院，讲一讲书院和“学为己”的书院精神。我想根据我个人对书院精神的学习谈点体会。首先，介绍一下我国书院的大致历史、白云书院的缘起；其次结合朱子的白鹿洞《揭示》，探讨一下“学为己”的书院精神。不当之处，欢迎批评。
第一，说说我国书院的大致发展情况
《辞海》将书院定义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学校类型，始创于唐代”。这是因为安史之乱以后，重视诗赋文学的进士科考试地位上升，出现了隐居于山林寺院读书的风尚，于是兴起了私家办书院之风。清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说，“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唐代民间办的张九宗书院（在今四川遂宁）、邺侯书院（在今湖南衡阳）等，都是私学性质。有资料表明，私家书院早于官办的书院，而且这些私家书院已具备了教书、念书、藏书、著书、刻书等后来书院的基本功能。所以，唐代中后期是我国书院的发端时期。
宋代初年，因为国力有限，朝廷尚无法投入大量资金兴办教育，特别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文化典籍得到了极大的传播，教育也得到了较大的普及，因此私人办的书院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宋人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阨，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特别是宋真宗赵恒对私人办的书院采取了扶持和鼓励的政策，曾先后为岳麓、嵩阳书院赐书、赐额。宋廷南渡之后，大批读书人流落江南，这样就使南方的书院兴盛了起来。一些名儒如晦庵朱熹先生、南轩张栻先生、东莱吕祖谦先生、象山陆九渊先生等等，为创办和主持书院而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朱熹先生在知南康军（在今江西）之后，重建白鹿洞书院，购置学田、招收生徒、延请名师、制订学规，并邀请陆九渊先生前来讲学。其后，各地争相仿效白鹿洞做法，纷建书院。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严密的办学宗旨、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经费来源、组织机构、山长遴选等制度，从而使我国的书院进入了发展时期。
元代的国祚虽然不及百年，但却较为重视教育。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金州博物馆工作时，在金州城南门外修路工地，发现了一通元代至正十年（一三五○年）的金州儒学残碑。这是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教育第一碑”。地处辽东半岛的金州，当时属于边陲之地，尚建有儒学，说明元代后期教育发展的程度。元代中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在建立地方州县儒学的同时，下令“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行径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各地书院也纷纷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元的统治者，由于加强了思想控制，使书院里的学术自由和创新氛围大大削弱，其办学规模和水平都远逊于宋代。此为我国书院的恢复时期。
中国古代的教育主要是两个系统。一是官学系统，包括中央的国学（太学）、地方的府、州、县学等。比方说，明代县试中，考取了生员（即秀才）资格才能参加院考，生员在院考中取得了资格才能参加乡试，乡试及格（中式）称举人，举人参加会试，中式者称贡士，贡士参加殿试之后成进士。各级官员大部分就从这些举人、进士等中间选拔，读书的士子们要做官，也大都沿着这条干禄之阶往上爬。另一个系统就是私学，主要指民办的书院。
明代，以提倡官学为主，但是士子们更是喜欢相对自由的书院。到了明代中期，王湛心学大盛。王是指王守仁（阳明）先生，湛是指湛若水（甘泉）先生。他们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而到各地讲学，不仅推动了书院的发展，而且使书院成为学术思潮的摇篮和学术创新的基地。到了明代的后期，书院内的思想非常活跃，因此，朝廷开始加以压制，首辅张居正就曾奏请废书院。而遭受最大劫难的书院，则要属无锡东林书院了。当时是魏忠贤的阉党专权，政治非常黑暗。天启五年（一六二五），魏忠贤下令“刊党籍，尽毁天下书院”，首及东林。当时东林士子受迫害者达三百多人，这是明代迫害知识分子最为惨烈的事件之一。尽管如此，纵观有明一代，由于学术思想的活跃，教育的进一步普及，书院得到了更大的普及和发展，此为我国书院的鼎盛时期。
清代，书院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尤其在乾嘉时期，各地书院的数量和规模也都达到了全盛。但清代对思想控制得很严格，这样就直接导致了书院的官学化。这时的书院，已经和官办的儒学所差无几了，有的甚至和官学一样，很少组织会讲，只是负责月考、季考等事。特别是失去了宋明以来的文化和思想方面的创新精神，学术空气也相当沉闷。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洋人的利舰大炮打破了中国的国门，国艰日亟。人们纷纷把批判矛头对准了传统文化。作为传播传统国学的书院受到了最严厉的批判，甚至认为国家贫弱的原因就是因为书院等教育制度落后所致，一时间“争毁书院”之风四起。到一九一○年清廷实行“新政”之后，历时千年的书院被废止。此为我国书院的官化期和末落期。
有资料表明，我们大连地区有可能在明代已出现了书院。清代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在金州文庙内创建了南金书院。“南金”为南方出产的一种高品质的铜，古时所谓的金，多指铜。《诗经•鲁颂》有“元龟象齿，大赂南金”的句子，说的是淮夷将大龟板、长象牙、整块大玉和上等金子作为礼品献给鲁僖公。后常以“南金”比喻人才。由于清代金州城至今甘井子一带属金州厅内的“南金社”管辖，故书院也以“南金”名之。后来，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在今瓦房店市的复州城内又建立了横山书院。横山是瓦房店市内的一座名山，横山书院的遗址现仍大部分保留下来了。这两个书院在清代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
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之后，大连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把南金书院改为“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主要以办学教育为主。当时的贡生王永江先生就作过监院，他也是著名学者、诗人、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家和书法家，后来当了奉天省长。当然，这时期的南金书院也是徒有其名了。
有一句话，叫“痛定思痛”。在沙泥俱下，鱼龙混杂之时，很难看清事物的真面目，也难以判断事物正确与否。现在看，清末的“新政”就是存在着许多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时间，为什么到清朝后期几十年间就訇然垮掉了？除了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存在着深刻危机之外，士子们也助了革命党人一臂之力的。为什么这样说？因“新政”废了科举、废了官学、又废了书院，成千上万的读书人没有出路了，对前途丧失信心的时候，怎么能指望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制度热爱和献身呢？所以清朝很快就垮掉了。然而，仅仅在书院废了二十年之后，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胡适先生，就曾感慨地说：“书院之废，实在吾中国之大不幸事。”今天我们看得更清楚了，中国书院的传统实在不应丢掉。
第二，讲讲我们白云书院的缘起
我们大连图书馆为什么要兴办书院呢？大家知道，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可从十九世纪以后“西学东渐”，特别是上个世纪初引进西方教育理念，推行西式教育，推动所谓“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极为不公平的待遇，一时间甚至视传统文化为仇敌，必欲破除而后快。从而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我们的文化传统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大家都看到，今天崇洋之风愈演愈烈。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舆论界等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不够，仅以现实生活为例。今天的年轻人，吃的是麦当劳，听的是西方的音乐，跳的是西方的舞蹈，看的是西方大片，学的是西方语言，穿的是西方服装，过的是西方的节日，住的是西式洋楼等等，不知不觉中我们的一些人俨然将自己视作了西方人，对本民族的文化不屑一顾，从而丢掉了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和传统价值观，乃至文化认同发生了转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丧失尽殆尽。这是一件西方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情况，也是我们值得深刻思考、深刻重视和深刻忧虑的事情。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人文教化。《周易》中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我认为，所谓文化，“文”是指人文精神，只是个手段，而“化”是变化，是改变，才是目的。直到近代，“教化”不仅是我国各级地方官吏任职时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而且是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作为学习和传播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书院历来重视对民俗民风教化功能的发挥。如书院讲会时，受众一般比较宽泛，有的几乎直接对社会的所有成员开放。吕祖谦先生曾说过：“士大夫善言风俗不好，风俗是谁做来？身便是风俗，不知去做，如何会得好？”（吕乔年辑《丽泽论说集录》卷十）在今江苏的虞山书院就曾规定：“虞山会讲，来者不拒”。在今安徽的明万历年间的赤麓书院《会约》中说：“独计地方风俗，寖失其初，及今不返，后何底止？今将一应遵事宜，胪列如左，期与诸友共以此意劝勉各家。挽浇靡而归之淳质，此会不为无益。成己成物，原非虚语，维风范俗，吾儒实学。”该《会约》中所到的事条，如“睦族”、“节俭”、“正分”、“广仁”、“积德”、“劝业”、“止讼”、“禁赌”、“备赈”、“防盗”、“黜邪”等，皆关系到民风之教化。
“国际图联”指出，公共图书馆的一个重要功能是社会教育功能。我国文化部也已将社会教育纳入图书馆的核心业务范畴。应该说，社会教育中，“教化”风俗是一项重要内容。根据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利用书院这种古老的教育形式，对广大市民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教育和化成。这是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兴办书院的一个原因。
书院是一个地区历史和文化的标志之一。“理一分殊”，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书院的举办也各不相同。因此，书院也都彰显了一个地区的地方文化特色和地方文化。一些历史悠久和文化昌明的地区，如今天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南、四川、陕西、河北、山东等都是由于历史上书院众多，才使民风文雅，人才辈出的。有人，甚至有的大连文化人说，我们大连没有历史，没有文化。对这话，我一直持批评意见。如果是一个对大连历史无知或者外地人说这种话，尚情有可原。但若是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聚族于斯、歌哭于斯的大连人，特别是大连的文化人，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人类一切活动的总和就叫文化。可考古证明，大连地区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已有了人类的活动呀！能说我们没文化么？我曾参加过田野考古，亲手在金州城内原始地层中发掘出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小珠山文化时期的陶罐，而后商周遗址遍布大连。市内烈士山上就有距今三千多年前的积石墓。汉代曾在此建过沓氏县，日本人当年在建设大连城市时，在现今的劳动公园内，也曾发现过汉代的遗迹。因此，说大连地区没有文化是无知或错误的。
从汉代一直到明清以来，大连地区的历史发展也赓绵有绪，从未间断。如营城子汉墓、大李家汉城、董家沟汉城、张店汉城、陈屯汉城等都可以证明，汉代这里人烟麕集。有人说，晋至唐代总章年前这里曾被高句丽占据过二百多年，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直到现在，在大连地区还没见到过一件准确的、典型的高句丽时期的出土器物。还有人说金州大黑山城是《唐书》上所说的高句丽时期的卑沙城，我曾也持有这个观点。史书上说卑沙城“四面悬绝，唯西门可上”，但我经过实地考察后发现，大黑山城西边有两个门，从而对其是否是卑沙城发生了怀疑。相反，我们曾经在大黑山城附近发现过两处战国刀币窖藏。我们还在金州北屏山发现了北齐天保二年的纪年菩萨像。这个造像非常精美，与中原同期石刻造像相比，毫不逊色。辽金元明清时代的遗址和文物可以说遍布大连地区。到近代，很多著名的学者如章太炎先生、罗振玉先生和康有为先生等都在此居住和讲学，他们都是一流的国学大师。民国初年的一批反袁志士，很多是大学问家、大诗人，都在此居住过，因此，当时大连的文化影响力在全国也是很大的。
只是日本占领时期实行奴化教育之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受了严重的阻碍。解放至今因为各种历史原因，大连地区的传统文化应该说比较薄弱了，这样说，才是符合实际的客观公正的评价。作为一个大连人，特别是大连的文化人，决不应妄自菲薄，应该为脚下这块土地传统文化事业的发展努力做事才是，因为无论从哪儿讲，这是我们的根啊。这是我们之所以兴办白云书院的另一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在教育方面。现今的教育思想和教学体系完全是照搬西方的模式。结果与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体系发生了严重龃龉或悖离。种种弊端在新式教育实行不久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竺可祯先生在一九三八年浙江大学宜山开学式上就曾指出：“现在的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积重难返，流弊甚深。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坏，此为要因。”
今天，在教育全面西化的潮流中，我们将传统教育的对人的本体教育忽略了，只注重了成才成器的工具价值，人役于物，工具理性役于价值理性之上。用传统教育思想的语言说，即是只重外在事功，轻内在的安身立命。
现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仍以应试教育为主，某种程度上可与科举年代的应试相比。尽管我们一直在提倡进行素质教育，但学生们为了应试，累死累活，死啃书本，根本无暇顾及其它。仅以书法教学为例，虽然教学大纲有规定，但因与考试无关，大多数学校根本不进行写字课基础教学。现在我们的孩子，很多已写不好汉字，甚至不会写，也不屑写汉字，别忘了汉字是我们的母文，它承载了中华文明的全部信息，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粹之一啊！古人说，“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书法是一个人的脸面，也是谋事的资本，它可以磨练人的情性，人的抽象能力，人对美的感知力，所以传统教育中对汉字都是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来对待的。有资料说，现在日本，师范学院的学生能否毕业，要看板书。板书写不好，就没资格当教师，因为教师的字写好与否对学生影响极大。可我们现在的小学中学老师，有几个能写一手漂亮的板书呢？我们的教育只看升学率，只看分数，其结果和科举时代官学的应试教育几乎毫无二致，窒息了思想和创造力，白白浪费了青少年许许多多的大好光阴。
而与此相反，我国传统书院中宽松的讲学环境、自学精神和灵活的办学方法，确实值得我们现在认真总结继承和发扬。我们的教育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肯定不行。有感于此，我们也想通过摸索一条现代书院教育新路子，就像当年书院和官学互补一样，我们现今的书院也能和现行的教育制度互为补充，以求为改变现今僵化的教育思想和体制贡献我们的心智。
我们兴办书院的第四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良好的办书院的条件。书院，顾名思义，与书分不开。书院从一开始就是藏书、刻书、校书、教书的地方。而如今的大连图书馆藏书多达二百七十万册，仅古旧籍就有六十多万册，我们有一批历史文献研究学者，而且还有一大批像在座诸位这样的志愿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传统文化的迅速回归，也为我们创办书院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而且大连历史上有南金、横山书院的学统，百年之前，亦曾群星灿烂、光被桑梓，很多学子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支文脉我们不能让它断了，尽管这一文脉几十年来已命悬一线，但几十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也仅是一瞬。以上，都是我们创办白云书院的基础。
白云书院从二○○一年创办以来，在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我们举办了“传统文化系列讲座”，又开办了“国学义塾”。六年来，可以说是荜路褴褛，一步步走了下来。至今已有上千名学生在我们书院肄业，几万名市民聆听了我们的传统文化系列讲座。已经编辑出版了《白云论坛》两卷，还编印了《四书读本》，在学术研究上还将陆续出一批成果。当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传统文化教育决不是一件急功近利的事情，但只要我们持之以恒，相信用不了多少年，我们大连也可能培养出一大批我们自己的国学人才，甚至于栋梁之材。那时，人们会记住我们的，会记住白云书院的。
为了改善我们的教学环境和水平，我们去年又筹集资金对白云书院七百平方米的院舍，依照明清书院的风格进行装修和改造。总体来看，可以说是成功的。那么为什么要按照传统书院风格进行装修呢？这是因为书院建筑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家园，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象征之一。《论语•泰伯》章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就是说，要坚定相信道并努力学习它，誓死保全它。不进入动乱的国家，不居住动乱地区。天下太平则出仕，不太平就隐居。由于从孔子时代起，隐逸就成为文人士子的一种时尚的文化行为，就连孔子在曲阜讲学的地方，后来也被广种杏树，称之为“杏坛”，再后来发展成隐逸于山林传道的文化风范。西晋名士张华《招隐诗》中有“隐士托山林，遁世以保真”的句子。后来的私学大师们，多依照这个传统，将书院建到山林幽谷之中，依赖于优美静谧的环境以陶冶师生性灵，潜心传道授业和著述，实现其不能“立功立德，也须立言”的理想。书院建筑摒弃繁复、夸张和奢华，多取平淡、简朴、方正、雅致的风格。由于这种风格与儒家的中庸平和的理念相附和，所以，千百年来已成为书院建筑的一种标准和定式。而反过来，这种高尚雅致的建筑本身，又进一步陶冶了士子们高尚雅致的情怀，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建筑的魅力所在。
我们此次对白云书院进行装修，不仅装修风格追求古朴，而且连所有的家具也都采用了明式书房家具的做法，加之，参加学习的学生清一色的蓝布国服，与窗外的竹影与青山交相辉映，着力营造了一种传统文化氛围。其目的，还是借以“化成”学子们的精神和气质，造就倾心于传统文化的人才。
有人问白云书院名称的由来。“白云”一词由我们书院地处白云山麓而得名，“白云”本身就很有诗意。我给书院拟了一幅嵌名联：“白云无语；书院有声。”表达了对白云书院的热爱和祝愿。
至于我们的书院里为什么要立孔子铜像和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顾炎武等先生的刻石呢？我国书院都设有祭祀孔子等圣贤的场所，这也是传统书院的一种教育手段。因为我们白云书院场地有限，所以只在大厅供奉孔子铜像、在走廊两厢树立儒家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碑石线刻造像，以纪念先圣先贤，激励后学后进，这也是对书院功能的一种完善吧！
第三，我们探讨一下“学为己”的书院精神
什么是中国书院精神，是近些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的一个话题。有的说，书院精神就是一种“独立个性和姿态”精神，有的说是学术上“创新精神”，有的说是“自由的学术精神”，有的说是“兼容并蓄”的精神等等。当然立论者所提出的论据和概括的结论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上述的概括，都无法历史地、全面地、准确地概括中国书院的精神实质。
我认为，中国书院的核心精神，就是“学为己”或称“为己之学”的精神。
“学为己”的思想最早由孔子提出。《论语•宪问》章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是说，古代学者的学习目的，在于整治和涵养自己的学问和德性，达到圣人、君子的境界，而今日学者的学习目的，则只是为了表现自己，取悦于人，以达到功利的目的。按照孔子一贯的崇古思想来看，“学为己”是应该推崇和提倡的，而“学为人”是应该反对和鄙弃的。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希望行道于天下，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而实现这个政治理想必须循序渐进，由基础做起。《礼记•大学》中开列了八个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八目”为由学习知识和道德，再到政治的培养和造就的过程。也就是说，成就政治理想必须通过穷追事物的原理（格物）、获得知识（致知）、诚实意念（诚意）、端正思想（正心）、修养己身（修身）才能实现。也只有做好了如上的五条，才可能实现齐家和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八个条目中的前五条讲的都是“修身”的内容和步骤。而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也在于“修身”。“修身”是能否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不能“修身”，遑论治国平天下！所以《大学》中还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修身”一词，也就是孔子所讲的“学为己”。“修”与“学”、“身”与“己”互训，都是一个意思。《经典释文》训“学”为“治也，习也”，《礼记•礼运》里有“讲信修睦”的话。《广韵》训“己”为“身”。而《释文》所训学为“治”和“习”，包含了学习和整治的过程。由此可见“修身”一词，也就是通过学习以涵养自己的学问和德行来整治自己。
在孔子的思想中，“学为己”要达到怎样的修身境界呢？《论语•述而》章中说：“圣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这里面，孔子提出的圣人、君子、善人、有恒者，就是人们通过“修身”而达到的四个不同层次：其最高者，称为“圣人”，其次是“君子”，再其次是“善人”，最后是“有恒者”。
按照孔子的说法，“圣人”只有极少数如尧、舜、周公等才是，而“君子”，则是指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还曾谦虚地说：“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可见成为君子也是孔子自身的理想。一部《论语》中，有八十七章论君子，仅“君子”一词就出现过一百零七次。而且以“君子”开端：即《学而》中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以“君子”结尾，即《尧曰》中的最后一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所以，尽管“圣人”是儒家人格的最理想境界，但由于达到者少之又少，不如“君子”这种虽未尽完美的境界，经过为己之学“修身”，士子都可以达到。因此“君子”对读书人来说，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格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可以说，一部《论语》即是君子之论，而儒家思想也可称为君子思想？
至于“善人”，心地善良，但学问和道德都还没到相当高度，故比君子低一个层次。“有恒者”，仅是向善而有操守，坚持走自己路的有恒心者。在孔子看来，不管是“圣人”、“君子”、“善人”、“有恒者”都须经过“修身”即“为己之学”这个过程才能达到。“学为己”的关键，是要追求自我完善，通过自我内省达到自我内在价值。
“学为己”的思想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也可以说是对自我灵魂的一种终极关怀。对此，我想多说两句。
历史上士子能实现“治国平天下”抱负的，毕竟少数，故儒家提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特别是在天下无道时，士子为了独善其身，甚至采取隐逸的办法，安贫乐道，以追求自我的人生价值。正像《礼记•学记》所说的，“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如孔子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总之，通过学习，完全可以在寻求自我价值中实现自我精神满足。
比如，如何使身避辱？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孟子曾教我们一种通过自反内省以在遇到横逆之时的一种精神慰藉方法。《孟子•离娄下》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犹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犹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孟子的这句话，闪耀着智慧的光辉。若只是从实用主义角度上来说，也是“学为己”的一个好注脚。
下面，我们探讨一下，为什么说“学为己”是中国书院的核心精神。
我国书院的源头应该追溯到孔子的杏坛，由于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官学废弛，私学兴起，以致学术勃兴，余风延及汉晋，促进了唐宋私学走向正规，并催生了书院。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清末，这二千多年来，儒家思想就处在我国传统学术的中心地位。而书院自唐宋兴起之后，即成为学习、研究、弘扬和光大儒家思想的大本营。前面我们讲过，儒家主张“学为己”，注重人文关怀。一部《论语》，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用“学为己”三个字即可概括，因为讲的都是君子“修身”做人的根本道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嘛！尤其奠定了书院学术思想基础的宋代儒学大师们，由于反对士子专以科举为务，损害了修养自身希贤希圣的内在追求，所以竭力提倡“为己之学”，反对“为人之学”，遂成气势，波至明清。如程颐说：“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宋元学案•伊川学案》）内，就是内省，修身。说，“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五）所谓“圣人”就是有最高的内在成就之人，而“为己之学”正是“圣人之学”。陆九渊说：“古之学者为己，所以昭明昭德，己之德已昭，然后推其明以及天下。”（《陆九渊集•语录下》）朱熹告诫说：“士人先要分别科举与读书两件孰轻孰重。若读书有七分志，科举上有三分，犹自可；若科举上有七分，读书三分，将来必被它胜却，况此志全是科举！所以，到老全使不着，盖不关己也。圣人教人，只是为己。”（《宋子语类•学上•力行》）这里说的意思，如果不为己学，只是为了科举应试的话，必然学的是一些没有实际用处的虚学问。在宋儒看来，“学为己”才是真读书。而后，宋明理学大师们在书院中也都是讲修身为己之学。明代李梦阳在《白鹿洞书院新志》卷五中说，“夫道可修乎？修其人之身，即修道也。”“肇自文公（即朱熹），大兴洞学，条例古训，佑启后人。于是白鹿洞有规焉，实夫天下通规也。然今之学者，穷年而守一说，皓首而不能行，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其为斯道之蠧，大矣！”
大家知道，我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书院都有院规（或称揭示、洞规、学规、章程等），而其中最著名的，影响最大的，要属被李梦阳称为“天下通规”的朱熹手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了。它摘取了儒家圣贤有关修身、做人、治学的主要论述，是我国书院较早的，也较为全面的学规。从而成为我国近千年来书院教育的总纲。尔后几乎所有的书院在制订章程时，都设有“修身” 和“治学”这两个中心。不管各书院的《学规》是繁是简，大都仿照白鹿洞朱熹手订的《学规》，而将思想品质和道德修养放在首要地位。
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第一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就是“五常”，也叫“五伦”。即父子间要有亲情，君臣间要有忠义，夫妇间要有区别，年长年幼的要有尊卑次序，朋友之间要讲信用，这是要人学习处好五种关键的人际关系。第二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中庸》里的话。朱子批注说，“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这也《大学》里是所谓“格物”“致知”之要。第三条：“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言忠信，行笃敬”出自《孟子•卫灵公》，“惩忿窒欲”，出自《易•损卦》，意思是君子要制止忿怒，阻塞嗜欲。“迁善改过”出自王弼《周易注》，朱子批注说，这是“修身之要”。第四条：“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出自《汉书•董仲舒传》。“谊”通“义”，以义为主，以道为正。君子要讲究“义”和“道”。朱子批注说，这是“处事之要”。第五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颜渊》，即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强加于别人。这句话，现在已被联合国定为处理国家关系的一个准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出自《孟子•离娄上》，意思是凡事多做自我批评，多做反省，事情有自己达不成目标的，不要去怪别人。朱子批注“此为接物之要”。
以上全部五条，就是朱熹手订《揭示》的全部，大家可以看得到，引经据典所讲的都是如何“修身”，如何做人，从而成为我国书院史上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也完全体现了“学为己”的精神。
至此，我国书院精神应该比较明确了，这就是“学为己”的人文主义精神。
顺便说一下，我们也根据传统的书院精神，结合现今的实际，制订了《白云书院学规》。其内容为：
一、延续国学薪火，弘扬传统文化。
二、入院均须尊师，向学更要重道。
三、学为己身立本，砥砺志气品节。
四、研读圣贤经典，为学经世致用。
五、举止整齐严肃，立身明礼敬人。
六、读书务必四到，疑误即时明析。
其中仍是着力于修身。前后二条我要略加解说一下。
关于“国学”。指我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固有的”，就是代代相传的，原有的。这与近代传进来的“西学”相对，又称“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上自儒家经典，下至中医、天文、地理、音乐、美术、书法、工程、技术等等。“薪火”，是指代代相传的学术。庄子说，“指穷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意思是说，柴烧光了，火种却保留下来了，后来就用薪尽火传，比喻道术学业师弟相传的学统。国学的很重要的传授方法是口耳相授，如所谓“家学”，就是家族中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所形成的独特学问。如同匠人带徒弟，国学的学习研究也特别重视师承。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前面我已说过。面对今天全盘西化之风，国学的继承和弘扬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挺身而出，肩负起这一历史的责任。
关于“四到”。这是讲读书方法。过去古人读书提倡“三到”，即眼到、心到、口到。后来胡适又加上手到。这是传统教学上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不应丢掉。蔡元培先生在《二戴书院学约》中规定“学自即定，乃次学课，写读书笔记是也。日记读其书几叶，有新知有物义，皆记也。积一月，随课卷而缴焉”。“手到”，即是勤于动笔，有疑惑或心得应及时记下，以供及时解析和查阅、温习、研究之用。清光绪年间湖南龙潭书院《学约》也说：“古人读书皆有抄本，以流览之书随看随忘，非经手抄则漫无省忆。今拟定为句读、抄录二门。句读之功，不可旷日，抄录则随其心得，无庸按日定课。”
因为时间关系，关于发扬书院精神的现实意义待日后再探讨吧。
谢谢大家。 |
|
.jpg){kind=sm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