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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廉政理论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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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几个问题
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系的不能承载之重――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刍议
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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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诗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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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徐邦道传》释证——徐邦道在旅大
作者:孙绍华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每当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极为尖锐的历史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往往出现一种既曾镇压过农民起义,又曾坚决反抗过民族压迫的人物。这类人物,在文臣武将中都不乏其人,比如北宋末年的张叔夜,南宋初年的辛弃疾和岳飞等。清末的徐邦道也属于这类人物中的一员。
    这类历史人物,就其个人的思想行动说来并不矛盾,封建统治阶级的史学家们对他们也不难作出评价。但对我们来说,则需做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正确地评价他们的历史功过。既不能因为他们曾镇压农民起义就简单地戴上一项刽子手的帽子,而将其反抗民族压迫的忠勇行动一笔勾销;也不能只看到他保卫民族利益中的贡献,而对他镇压民族起义的错误予以谅解,而是应当事实求是地分别予以考述。
    清末的楚军总兵徐邦道是清军中一个既有以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军功”而擢为总兵的经历,又有着甲午战争中在旅大地区所有的清军将领里面,表现得最勇敢、最坚决地抵抗过日军入寇的事迹的人物。他在《清史稿》中有传,附见于《宋庆传》中,由于他的地位较低,这个简单的本传中对他在旅大地区的战历语焉不详,甚至有舛错和明显的遗漏;但在旅大方志中,徐邦道是一位应予表彰的历史人物。这使我们不能不为过去史家修史时所受时间、空间和其它条件的局限感到遗憾;而且尤其使人深感各个地区大有加强方志工作的必要。
    本文拟就《徐邦道传》中有关甲午之役他在旅大地区的记载部分予以释证,根据旅大文献与其它有关史料,对《本传》作一定的补充和诠释(注)。透过这个释证,不仅对徐邦道在这一战争中的表现能了解得略微翔实,而且更可以看出当时的清政府和驻旅大清军的腐败无能,看出史书记载的不尽可靠。
                            一
    据《本传》,徐邦道释“四川涪州人”,字建农,开始是从楚军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武装斗争,“积功迁总兵,署江苏徐州镇。光绪四年,擢提督,调驻天津军粮城,授正定镇。”可以看出,徐邦道是行伍出身,在此以前,他是一个靠镇压人民起义起家的、清政府忠实的武官。这是徐邦道历史上不光彩的部分。但这里我们重点要讨论的是有关甲午战争中的记述。现据这一记述,分别释证如下:
    一、先看开头几句:“东事起,(宋)庆以旅顺守将赴防九连城,李鸿章别令姜桂题等守旅顺,邦道助之。”
按:这记述过于简略。所谓“东事起”,当然是指清光绪廿四年(1894)
    甲午战争爆发。该夏,“(宋)庆统毅军发于旅顺,与诸军期会东边九连城。军未集而平壤已失,延旨罢叶志超,以庆代之。”(见《清史•宋庆传》)这大致是符合史实的。但“李鸿章别令姜桂题等守旅顺,邦道助之。”则缺乏具体介绍。当时宋庆到任后,李鸿章又“令姜桂题募桂字四营,提督程允和等募和字三营,以实旅顺。又令提督卫汝成募成字六营,并所部马队两营,正定总兵徐邦道募拱卫字三营,并所部马队两营,炮队一营,渡旅顺协守,而以铭军分统赵怀业募怀字六营,以弥大连湾铭军之隙。”(引见《东方军事纪略》)这可以看出,当宋庆上任后,李鸿章又另派姜桂题、程允和、卫汝成和徐邦道四将共同“渡旅顺协守”,而并非“姜桂题等守旅顺,邦道助之。”《本传》的作者可能在引用《东方兵事纪略》时误解了原文,致有此解。而当时旅顺口海军基地的军事机构是北洋前敌营务处兼船坞工程总办,以道员担任此职。第一任即被称为“旅顺王”的刘含芳,刘含芳调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后,继任者为龚照玙。这是个“贪鄙庸劣,不足以当方面”的民族败类。姜桂题等到旅顺后,仍受这个龚照玙的统辖。只是后来龚照玙由于贪生怕死逃往天津,被李鸿章发现后斥回,但仍提心吊胆,时时准备逃往威海。在金州失陷之第十日,即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廿八日晨,再乘鱼雷艇逃往威海。形成了共推姜桂题主持军务的局面。
    二、《本传》对金州失守一节,只云:“日军入貔子窝,邦道语诸将曰:‘金州若失,则旅顺不可守,请分兵御之。’诸将各不相统,莫之应。邦道自率所部入大连湾。是时铭军分统赵怀业守其地,邦道至,固请兵,乃分部旅随邦道行。日军大集,遂占金州,逼大连,怀业奔旅顺。”
    这段记载也过于简略,而且抹煞了邦道在保卫金州时孤军抗敌的功绩;对于贪生怕死、坐视不救的赵怀业的罪行却未予足够的揭露。
    当年,9月15日平壤失守,日军转攻鸭绿江。同时在广岛集兵,派陆军大将大山岩为第二军司令官,率三万余人,分三批渡鸭绿江,直奔我国辽宁边境。十月廿三日,敌人在联合舰队护卫下,第一批陆军队进入旅大地区新金县貔子窝花园口。廿四日午前五时开始登陆。廿九日第二批陆战队继续开到,前后经过十二天,全部到岸。长驱直逼旅大地区之门户——金州,“而我海陆军无过问者”。
    此时镇守金州的副都统连顺,部下仅有步兵一营、骑兵两哨,由营官荣安带领,而且要遥受驻扎沈阳的盛京将军裕禄节制,自己无权调动。城内骑兵只有洋枪队二百人,抬枪队百人而已。这是当时清政府在金州城的一点可怜的驻军。
但距离金州最近,驻防在大连湾的淮军统领赵怀业就不同,他有步兵六营,而且多为新式武器。连顺无法,只好亲至大连湾,恳请赵怀业能出兵抗敌,赵怀业漠然,无动于衷。
    此时,徐邦道在旅顺闻军情吃紧,十分焦灼,即对旅顺营务处长龚照玙分析当时形势,即《本传》中所述“语诸将曰……”一段,痛切指出“金州若失,则旅顺难守”。但副都统连顺只有三百人,其势决不能支,与其坐失戎机,不如先发制人。他请求能拨给他十五营兵力,他愿意主动出击。龚照玙认为邦道既肯自报奋勇迎敌,总比使敌兵长驱直入,自己万一奔逃不及而束手被擒要好得多,遂表示可以考虑。但其余诸将即对此也不予支持。这大概就是《本传》中所说的“诸将各不相统,莫之应。”在此情况下,徐邦道十分激忿,“率所部入大连湾”,亲见赵怀业,“固请兵”,请他分兵援助,保卫金州。但这位被当地人民称为“赵不打”的赵怀业非但不肯应允,而且公然宣称“李中堂有令,我只看守大连湾炮台,不管别处的事。”据姚锡光说,当日军占貔子窝时,赵怀业的“部将数人请往御”,赵怀业也同样说他“奉李中堂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汝辈欲往鼻子窝(即貔子窝)拒敌,须请令方可。”与对邦道所说同。却并非象《本传》中所说的那样,赵怀业竟肯“分部旅随邦道行”。徐邦道忿而率部下自去迎击敌兵,而赵怀业却抓紧与部下督促兵丁将饷银什物急速运往烟台,并使家属先行,自己也做好逃窜准备,哪里还顾得领土和炮台!这是徐邦道第一次向赵怀业求援经过。
    徐邦道率部下部署迎战。此时为光绪廿四年十一月二日。十一月三日,日军先头部队已到金州亮甲店,向衣家屯行进时与徐邦道军队遭遇。徐邦道部下同心御敌,先于夏家沟严阵以待,又在金县大赫山东由分队队长童福霖率四个分队之兵众将敌军少尉小崎正满所领之侦探小队包围,展开激战,毙敌六人,俘获三人,小崎正满仅以身免。这是日军长驱直入中国境后第一次受到了抵抗。要知道,甲午战争中国军队的抗敌斗争,是徐邦道指挥下的楚军将士们打响了第一枪。
    四日,先后在金县二里台子、陈家屯北高地等处展开了激战。十一时许,由营官林志才指挥炮兵痛击来犯之敌,敌兵败逃至山谷暂避。旋又见敌兵横过金州大道,林志才即指挥部下以大炮猛击敌兵。接着,又在金州破头山(狍子沟山岗)阵地右翼发现敌军,林志军急向徐邦道报告,徐邦道火速调两哨人增援,并命令林志才说:“此阵地兵力绝不可减弱,不可放松警惕,要密切注视敌兵动态。”但敌兵四出增援,徐邦道已处于孤军奋战、独立难支的危机情势下了。
    徐邦道一心挽救危机,无奈只得第二次再到大连湾向赵怀业乞援。赵怀业无法完全拒绝只好答应可派出一营两哨兵助战。及至徐邦道接管时,始知赵怀业只派两哨步兵应付而已。徐邦道无法,即将此两哨步兵派往十三里台子南面阵地,配以三门大炮,以支持危局。这是徐邦道向赵怀业第二次请求援兵的结果。这大概才是《本传》中所说的“乃分部旅随邦道行”。
徐邦道日夜操劳,深宵仍冒着寒风视察阵地。当他经过崎岖的山路,东至刘家店一带时,发现敌军四处灯光满布,感到情况吃紧,乃又至大连湾向赵怀业求援,要求至少能拨两营助战。又急速通知金州副统帅连顺加强防守。这是徐邦道第三次向赵怀业求援。他哪里知道这是毫无可能的了。据姚锡光说,此时的赵怀业“于大连湾码头自督勇丁运行李什物,渡海作逃计”,而“倭人未抵金州时,怀益(业)已令人至烟台售其所存军米”,连军粮也提前运卖。
    五日晨,刘家店展开激战,日军对清兵之英勇及火力之猛烈感到吃惊,不得不下令以死督战,全力猛攻。但徐邦道指导有方,士气振奋,无何伤亡,击退敌兵。只是终因众寡悬殊,弹药缺乏,不得不暂退阎家楼隐蔽。
    敌军又在东线赵怀业拨来的两哨兵之阵地发起进攻,这两哨兵仅放几枪,即共同逃跑,阵地丢失,并将徐邦道拨给之大炮弃之资敌。
    徐邦道一夜不眠,望眼欲穿地等待救兵,但直到天明,不见赵怀业一名救兵来到。敌军炮声大震。徐邦道深知大势已去,乃命部下烧毁重要文件,准备转移。速将各队带至苏家屯候令。但旅顺六将,大连湾赵怀业仍皆袖手旁观。
十一月六日,日军攻打金州城,营官荣安带三百人英勇迎战。巷战激烈,守城兵士除十四名伤残者被俘外,余皆壮烈牺牲。金州陷落。
    七日,敌兵三路进入大连湾,赵怀业已提前逃至旅顺,大连湾的新式设施全部丢给日军。这个大连湾炮台的新式设施创建于光绪戊子年(1888年),经营了六年,最称巩固。这里除兵士各有枪支以外,有海岸行营两种炮凡一百二十余尊,大小炮弹二百四十六万数千发,而自上海运到的快炮尚未启封,中国自造的枪支和进口的德国枪支六百多支,子弹三千三百八十一发,加上马匹、行帐以及丰富的库存,除军饷银两已先被赵怀业运走,一切设备,在两天内完全失守。日军自占领了这个码头后,“其大小军资,从此得登岸地转输前敌,而宁东之祸愈烈矣。”(引见《东方兵事纪略》)。
    这是金州之战徐邦道指挥抗战的简略情况。从中可以看出这次抗战是徐邦道的部下打响了第一枪。《本传》对此只字不提是不应该的;而对于赵怀业之无耻罪行尤其不应不予揭露。
    三、对于徐邦道在旅顺的抗战中,《本传》谓“越十日,日军来争旅顺,诸将相顾无措,邦道率残卒至,忿甚,思自效,请增兵,不许;请械,许之。乃率众拒战土城子,挫之。日军大至,乃退。道员龚照玙先一日遁,诸将亦夺民船以济,盖日军未至而旅顺已墟矣。邦道奔复州佐(宋)庆,招褫职。”
这段记载大致符合事实,只是过于简括。
    日军在大连湾休兵十日,于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开始转攻旅顺。此时旅顺驻军将领中之营务处长龚照玙于此日清晨乘鱼雷艇逃往威海,而当时留下的军官计有姜桂题、程允和、张光前、卫汝成、黄仕林和徐邦道六人。这“六统领不相系属;共推姜桂题为主,桂题庸才无能为,诸将互观望,莫利前击敌。”而在金州之役,“徐邦道率残卒奔回旅顺,至是忿甚,因部众新创,寡弱不足用,固请于桂题,欲增兵与倭争后路,不许;乃请给枪械,桂题许之,令至军库自择。”(引见《东方兵事纪略》)这就是《本传》上所说的“请增兵,不许;请械,许之。”至于《本传》中说邦道“乃率众拒战土城子,挫之”,记述过于简单。事实上,徐邦道在土城子一战,是甲午战争中旅大地区所有战役里打得最出色的一仗,是不应轻描淡写的。当时徐邦道带着部卒北行,与日军前锋部队在土城子南、水师营北遭遇,“邦道奋击,截倭人马队为数段,俄有倭兵来援,邦道亦麾包之,倭大窘。未几,复有其马队来援,邦道分兵往击之,其受围之马、步队乘间逸去。邦道蹑之,并运炮四尊于山顶要截,倭兵大挫,斩倭官一,我兵追奔过双台沟,是为旅顺第一转机。”可见在日军攻入旅顺地区时,仍是徐邦道的部队打响了抗敌的第一枪,而且打得出色。只是由于日军炮队赶到,而徐邦道的战士也饥疲已甚;任凭日军大举增援,徐邦道孤军奋战,而其余将领袖手旁观,徐邦道在金州之役丢了军帐,他的部下除非仍赶回旅顺,即“不能得一饱”,不得不丢开阵地仍退回旅顺。
    而此时的旅顺守将,继龚照玙逃走之后,军心已散,赵怀业、卫汝成、黄仕林等人却在抓紧时机作逃跑的准备,部下也乱抢仓库、银号,雇民船逃走。只有徐邦道部下纪律严明,坚决抗敌。
    廿四日,日军大举进攻,仍是徐邦道率兵应战。为了争夺日军所占山头,徐邦道的部下陷入埋伏之中。敌方炮队自两路出截,徐邦道不得前进,由于炮火太猛,死伤百余人,不得不退。
    但徐邦道并不灰心,主张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当天晚上,他主动召集诸将计议明日如何狙击敌兵。六将中的黄仕林、卫汝成早已心怀鬼胎准备逃窜,但慑于徐邦道的正气,不得不强作应付。计议结果,决定第二天分东西两个阵地共同截击敌兵。徐邦道与姜桂题守东鸡冠山,程允和与张光前守西鸡冠山,黎明即带兵出阵,言明午时由黄仕林、卫汝成带兵接替,午饭后继续歼敌。次日黎明,四将分别率部下开赴阵地,日本军已攻进山麓,两军鏖战激烈,直至午后四时,仍不见黄仕林和卫汝成带兵接应。这两个败类早在他们四人带兵出阵时,即捉民船携带眷属财物逃往烟台,部下溃乱,抢掠银库各自逃窜。此时日军军舰驶来,以炮火猛击阵地,我军势不能支,遂相继撤退,旅顺陷落,徐邦道率部下与日军混战,身陷重围。危急时刻,他在马上起脚,踢倒敌兵数名,举刀猛砍,敌兵惊散,得以脱险。
    徐邦道忠勇卫国,不屈不挠,是甲午战时清军军官中英勇抗击日军的第一人。他的部下也为他的爱国精神所感动,表现出突出的战斗力,是旅大抗击日军中最坚决的一支劲旅。这在当时是杰出和难能可贵的。李鸿章在《奏报旅顺失守》摺中也承认“徐邦道教场沟被围,皆老队,死剩十余人,又战不已”的事实。刘坤一在《复徐邦道书》中也说:“前者旅顺一役,麾下血战竞日,人所共知,……先后为人任咎,是非自有公评”,而且也指出邦道“勇敢过人”,并引用李光久电报中对邦道的评语,谓其“忿懑填胸,忠义奋发,誓与和衷共济,敌忾同仇。”翁同和也在甲午十一月十七《日记》中记着:“得徐邦道函,从旅顺全军而出。宋报谓尽徐某则金州可保,称其胆略过人。”可见当时的上层对徐邦道的忠勇亦有所知,但他们并不能公正对待这样一位爱国将领,而是按功行罚,直至他含恨病死于辽东。
    徐邦道与宋庆后至之援军相遇,随宋庆至复州,清政府对于这样一个在整个旅大地区的守卫战中奋勇抗战、始终不懈的惟一将领,非但没有嘉奖,反而“诏褫职”。
    这便是徐邦道甲午战时在旅大英勇抗战的简略情况。与《本传》记载相较,可知《本传》讹误与疏略之处极多。当然,就徐邦道这样一个普通军官说来,《清史稿》的作者们不可能对他给予足够的重视,也就不可能做出翔实的历史记载。但也因史学家们不得到当地蒐集有关史料和进行深入地调查,作传时就难免有上述的各种纰漏了。


    徐邦道离开旅大后,跟随宋庆在辽宁其它各地继续奋勇抗战。处于在甲午之役大势已去的清军已难再振,然而作为孤军奋战,幸得余生,却落得个“诏褫职”的徐邦道却丝毫不曾消沉懈怠,他仍是勇往直前,主动抗敌。他“击盖州”、“击左平山”、“攻海城”,终因大势已绌,独力难支,第二年竟死在辽东。对于这样一位忠勇人物,他的传记是不应轻描淡写、草率从事的。虽然,他早期有过镇压农民起义的过错,但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军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妨根据他后期的英勇抗战的精神和表现,称之为民族英雄。
    在我国的历史上有无数的民族英雄。这些民族英雄,不管他是哪一个民族的人物,也不管他所反抗的是哪一个民族统治者的压迫行为或发动的不义战争,只要他是一个反抗者,就应予充分地肯定。民族矛盾说到底是一个阶级矛盾,任何一种民族压迫,都是由某一民族的统治者为了更多地扩大其权势或土地,逼使他所统治的人民去对另一民族的人民挑起战争。因此,凡是为反对民族压迫而奋起抗争以至于英勇献身的人物,都应视为民族英雄。尽管他在主观认识上还把忠君爱国作为统一概念,但在客观上反抗了压迫,抵制了落后反动的行为,也就对人类历史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保卫和推动的作用,客观上保卫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因而应予以足够地肯定。我认为徐邦道即是这样的英雄人物。

注:本文材料根据:
1、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
2、刘坤一《复徐邦道书》
3、《翁同和日记》
4、孙宝田《旅大文献征存》手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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