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但是，历经水火侵袭、战乱纷扰、虫蛀鼠噬，流传至今已是百不存一。

    有一种工作，用耐心和责任让价值连城的历史典籍穿越时空呈现在今人面前；有一群人，用美丽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让众多濒临消亡的珍贵古籍重获新生。

    前不久，在文化部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中，古籍修复技艺的展点吸引了许多观众参观、咨询。人们对此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技艺充满了好奇：这些来自国家图书馆的专家们，究竟是怎样将那些经过千年流传、已随岁月流逝而残破的古籍恢复其本来面目的呢?这项流传千载的技艺是怎样代代传承、发扬光大的呢?记者带着同样的好奇走进了国家图书馆。
 
    古籍修复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唐代“这是一项非常神圣而有意义的工作!每一次亲手触摸到百年甚至千年之前的古籍，心中都在涌动一种激情，感觉像是在与祖先对话，也许这就是古老文化拥有的一种独特魅力吧。”上午9点是国家图书馆的开馆时间，尽管此时已经陆续有前来学习、借阅的人进进出出，但是古籍馆却始终是国家图书馆里最安静的地方。古籍是珍贵的文物，古籍馆的准入制度非常严格，要准确记录出入时间，即便是馆内工作人员，也只有少数几人被允许出入。

    古籍馆善本部在国家图书馆大楼的一层。一间大约6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摆放了4张小办公桌、两张用来修复古籍的大台桌，桌上摆放着电脑、纸张分析仪器、显微镜等，研究员胡玉清正在修复敦煌遗书。那泛黄、脆硬的纸张和斑驳的字迹，仿佛让人置身于千年之前的古敦煌，那些关于莫高窟和藏经洞的故事也会在脑海中一幕幕上演。胡玉清说，她从事古籍修复已近20年，“这是一项非常神圣而有意义的工作!每一次亲手触摸到百年甚至千年之前的古籍，心中都在涌动一种激情，感觉像是在与祖先对话，也许这就是古老文化拥有的一种独特魅力吧。”据史料记载，早在唐代的宫廷里就已经出现了专门修复古籍的技术人员，并成为唐代的6种待诏之一。“当时只是将破损的书册用纸进行粘补或用麻线缝合，技法粗陋而质朴。”胡玉清说。唐代以后，古籍修复受到书画装裱的影响，技术上有了一些突破。但是，当时为了防腐、防虫和保持纸面平整，书画装裱常向浆糊、纸张中加矾，而矾会加剧纸张酸化，大大缩短了纸张的寿命。“所以，那个时期的古籍修复技艺还处在一个摸索的阶段，很多修复方法在今天看来是不科学的，还有可能对古籍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胡玉清说。

    清末和民国时期，国家积贫积弱，战乱频繁，古籍在兵燹中求生存，生存尚且不易，更谈不上保护和修复。民国时期，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人员只有一两人。因为人员少、规模小，大多数古籍都未得到很好的保护。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开始拨专款修复和保护珍贵典籍。“《赵城金藏》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被修复的古籍，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说，“不仅从北京琉璃厂调来4位专家，还为国图专门增加了人员编制，技术人员的待遇也十分优越。”1949年9月，国图将装潢好的《赵城金藏》目录、传记以及著述面向社会展出，引起了轰动。

    1966年，《赵城金藏》修复全部完成，成为新中国古籍保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摸索出丰富的经验，开始对另一类珍贵典藏——敦煌遗书进行探索性修复。与《赵城金藏》的修复不同，敦煌遗书不是一开始就进行大规模修复，而是经过反复实验和总结，确立了修复原则之后才进行的，“这标志着古籍修复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凭经验办事的方法，开始向科学修复迈进。”陈力说。通过这项大工程，国家图书馆明确了“整旧如旧”的古籍修复原则，许多科学、规范的修复方法得以采用，古籍修复的人才队伍也初步建立。2001年，国家图书馆成立了善本特藏修复组，就是现在的文献修复组，目前已经有20人参与修复。

    人才培养与现代教育相结合。在古籍馆善本部的另一个房间，两位年轻姑娘正专注于西文精装书的修补工作。穿线、压纸，手法利落，她们是古籍修复团队中最年轻的一代。她们都毕业于南京莫愁职业学院的古籍修复专业，是第三届古籍修复班的学生。“我们需要学习化学知识，因为很多古籍需要进行脱酸；还要懂古文，这样才能把破损的书页按照内容拼凑完整……”一位叫宋琼的姑娘说，“学了这门专业，才真正了解古籍修复技艺有这么多的学问在里面。”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文献修复组组长吴澍时告诉记者，多年以来，古籍修复行业没有得到较快的发展，其中很关键的原因是人才匮乏，从业人员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其实，古籍修复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学科、一门艺术，不仅需要心灵手巧，需要技能、技术，更需要懂得中国书籍史、目录学、版本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同时也需要一定的生物、化学、物理知识。”吴澍时说。

    古籍修复这项技艺最初是以师带徒、口耳相传才得以传承，研究员张平就是跟随师父肖顺华学来的修复技艺。“我师父是当年《赵城金藏》的修复人员之一，在技能方面他要求非常严格，要我们精细到每一个细节。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学到的技能多而理论少，而且30多个徒弟跟着一个师傅，所能学到的只是师傅个人的经验。”而面对汗牛充栋的古籍，仅仅靠“师带徒”的形式去培养古籍修复的传承人是远远不够的。记者采访的当天，恰好是古籍修复技艺培训班开课的日子，“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开办了9期培训班，每期有六七位老师轮流授课，教材也是经过审定的科学而规范的教材，相比传统的师带徒形式，学员学到的知识更宽泛、更系统。”张平说。

    古籍修复人员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项工作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上个世纪50年代，古籍修复人员被视为“匠人”，学历只有小学水平，70年代至80年代，高中、大专学历的从业者开始陆续加入到这个行业中，从2007年开始，国图古籍保护中心文献修复组已经有3名研究生学历人员加入。谈到此，研究员张平有些得意地对记者说，“去年，首都联合大学国图分校办了一个古籍修复培训大专学历班，你能想到吗?竟然有好几位研究生学历的学员自愿去学习。他们说，来这里学习不是为了获得学历，而是为了真正了解和掌握古籍修复这门技艺。”用什么方法修复最合适，修到什么程度恰到好处，修到什么程度为美……古籍修复里面的门道特别多。张平说，“古籍修复这项工作要抱着对国家珍贵文物负责的态度去做，有时候挺像外科医生的，只不过医生手下是一个个人的生命，而我们手下是一件件国家文物的生命。”“如果说古籍修复的当务之急是扩大修复人员的队伍，那么，比这个更为迫切的就是要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水平。”陈力说，“除了传统的师带徒形式之外，古籍修复的传承还要与现代教育相结合，把以前经验层面的东西进行总结、梳理，上升为理论层面，成为一个规范的学科。目前，国内几所学校已经开设了古籍修复保护的大专学历教育。”他说，“只有吸收和采用现代科学技术，这门古老的技艺才能保持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再造善本”使古籍“藏而能用”“一方面国家现在明确规定以保护为主，因为古籍毕竟是文物，必须严格加以保护。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藏书目的是为了用，藏而不用，就失去了藏的意义。”古籍馆是一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地方。“古籍属于国宝，珍贵、脆弱，一般人根本接触不到。我们每一次取用，也要戴上手套，举着木质托板等在藏书库的门口，再由专职人员拿出需要修复的古籍，置于托板上。”技术人员南庄波正在小心翼翼地修复着一件康熙年间的金石拓片。

    保护古籍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使它与空气隔绝，让它存在于真空的环境中。然而，如果真的把古籍当做不可触碰的文物来对待，那就违背了作者著书是为了传播和流通这一初衷。古籍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文物，一般的文物主要用于陈列，而古籍是书，更大的价值在于传播知识，供人们阅读。采访中，记者始终带着一个疑问：古籍究竟是该“用”还是该“藏”?怎样保护这些古籍才更为科学?

    “一方面国家现在明确规定以保护为主，因为古籍毕竟是文物，必须严格加以保护。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藏书目的是为了用，藏而不用，就失去了藏的意义。”陈力说。

    一边是“藏”，一边是“用”，这个看似有些矛盾的问题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已经不再难以解决。熟悉古籍修复这个行业的人都知道，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李致忠曾把古籍保护分为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他认为，“当今古籍图书保护有两条途径。一是改善藏书环境，或者进行原本脱酸、照原样修复，这可以称为原生性保护。二是缩微复制、扫描复制、照原样影印等，这可以叫做再生性保护。

    再生性保护最大的特点是既能将那些久已绝版而又传世孤罕的古籍版本化身千百，得到更多保存机会；又可广泛传播，便于读者披览研读，从而达到‘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宏远目标。”“目前，我们已经借助微缩阅读器，将古籍的原始信息原封不动地以缩小影像的形式摄影记录在感光材料上，并加工成微缩品、通过影印出版的形式让珍贵的古籍化身千百，供大家传播和使用。”陈力说。2002年，国图启动“中华再造善本工程”，通过仿造古籍蓝本，按照古籍原来的装订形式装订，保留原书风貌，借助现代仪器将珍贵古籍批量影印。这项工程出版了唐宋以来珍稀古籍善本758种，共8990册，一部分已经赠予清华、北大等全国100所高校图书馆。据了解，这种书籍在国图出版社和一些指定书店也可以买到，虽然价格较贵，但所提供的原始信息、资料和古文字等，对于研究人员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国家图书馆历来重视面向学术界和出版界提供古籍阅览、复制和出版服务。通过善本、普通古籍、敦煌吐鲁番、地方志家谱等专业阅览室和馆藏珍品展示室，每年接待各界读者阅览和参观几万人次，并对读者的咨询提供解答服务。国家图书馆还专门为清史编纂提供了文献查询基地。目前，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善本已有90%制成缩微胶卷提供服务，历年来为出版界提供了几千种古籍底本，参与了国家各项重大古籍出版工程，还编制出版了数十种古籍专题书目。目前，全部古籍目录都已上网供读者查询。1998年开始，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立项实施“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部分馆藏资料实现数字化，部分数据已面向社会提供服务。

    除了用数字化的方式复制、出版，利用古籍，一个更为广阔、便捷的平台就是互联网。国家图书馆目前在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古籍网络内容的建设，让人们在互联网上共享阅读的快乐。“比如说，我们已经把6000多种地方志放在互联网上，任何人、任何时间只要登录互联网，就可以免费使用这些资源，既解决了古籍的使用问题，更增加了互联网上中文信息的数量、提高了中文信息的质量。”陈力说。

    而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古籍保护和修复的基础上。2008年6月，国家图书馆“装裱修复技艺•古籍修复技艺”被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流传千年的传统技艺自身也成为珍贵的文化项目，得到国家的保护和珍视，其价值已经与古籍融为一体，同时也为古籍的传播和再利用创造着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