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本义先生在《白云论坛》第三卷发表的《书院和“学为己”的书院精神》一文，在国内外的书院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学者卞孝萱先生认为：“多有创建，言他人所未言。是中国一千三百余年以来书院精神的创新概括。”本文试从国学义塾与“学为己”的书院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初浅的阐论。

一、     国学义塾产生的历史背景

依据国学大师章太炎的观点，国学指一国固有之学问。义塾是相对于官学和私学而言。所谓“义”，可以初步理解为义务。义塾与私塾所不同的是义塾不熟取学童任何的费用。大连地区的国学义塾大约产生于二十世纪一零年代，断断续续持续到二十年代中后期便难以维持，至“九一八”事变后，宣告彻底结束。国学义塾是民间在日本殖民教育背景下产生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抗争意识的教育模式。

一九零四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掠取了大连地区的行政管理权。一九零六年九月，在旅顺建立“关东都督府”，由关东都督作为唯一的军事行政长官，内设陆军部和军政部。在都督之下设立民政长官，统关和处理地方上的所有行政事务。日本建立“关东州都督府”的目的非常明确，即将其作为侵略东北乃至中国的“试验区”。因此，在“关东州都督府”统治初期，就张显出其欲通过强制手段撕裂原有的中华文化的传统，造成中华文化传承上的断层，强迫大连地区人民接收“和化”教育，以达到文化侵略的目的。“关东州都督府”在殖民统治初期就先后发布《关东州都督府关于教育的告谕》、《关于关东州公学堂章程的关东都督府令》、《金州民政署关于蒙学堂章程的告谕》等法令。这些教育法令，就是要解决其殖民统治区内人民的思想意识形态问题，在强压下使中国人民“心甘情愿”的成为日本帝国的“顺民”，即使是由中国人自己兴办的学校，也必须执行“关东州都督府”的教育法令。所以，关东州都督府强迫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中国人民称呼自己为“州民”，把中国一律改称为“支那”，不让中国人民的子弟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这些“奴化”教育的逆行严重的刺伤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由宁海知县雅尔善“拨学田一千亩，征银七十两”，在县学宫内成立南金书院。自创建至光绪末期，兴废交替。一八八六年（光绪十二年），金州厅海防同知谈广庆在《南金书院记》中言：“┄┄以彰乡人士殷殷崇学之笃；且以卜我国家骎骎得士之盛也。”可见南金书院建立一百余年以来对大连以及金州地区教育的深远影响。日俄战争后，经由金州民务长刘心田、军政署参事李义田、名绅士阎培昌、曹正业、王永江、倪鸿逵、贵际清等人出资组建了“南金书院校友会”，并在南金书院旧址创办南金书院民立小学堂。聘请日人岩间德也作总教习。由阎培昌、曹正业、王永江、倪鸿逵任监理，刘心田总体负责小学堂的经营维持。在岩间德也未到之前，由曹正业、王永江主持小学堂的教务工作，以汉文作为主要科目。南金书院民立小学堂共计招收学生五十八名。一九零六年，关东州都督府将南金书院民立小学堂改为“关东州公学堂南金书院”。自此，这所延续国学薪火一百三十三年的书院陷入了日本殖民教育的魔爪之中。在日本殖民统治者所领导的金州民政支署的官控下，公学堂南金书院的课程也有所调整，日本语的课时明显的多于中文课时，取消了原有的一年级学习《孟子》；二年级学习《诗经》；三年级学习《左传》的内容。而且由日本人负责讲授日语，教材也由关东州都督府指定编辑的教材。由此可见，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被日本殖民者强迫“洗脑”的中国人民不可能不反抗。而由于国力的衰微和特定的历史以及地域环境，又很难在正面与日本殖民当局发生冲突。但是，一群抱有爱国热忱的地方乡绅不甘心让子弟受到“奴化”教育，这样，就在金州产生了国学义塾。

二、     国学义塾的历史与延续

国学义塾于二十世纪初叶创办于金州。创办人是金州举人阎宝琛及其弟阎贵琛。地点在金州城阎家弄弄头阎氏昆仲的宅院中。阎宝琛字献廷。光绪甲午科举人。一生以诗文自娱，关心乡邦文献的发掘与整理，曾主持《金州志》的编纂工作，后因日本殖民当局的干涉，终未成编。弟贵琛字华廷。附生。阎氏昆仲在自家庭院之中所设立的国学义塾招收邻家以及友朋子弟，所传授的内容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由阎氏昆仲亲自授课，免收入义塾弟子的一切费用。这一义举，轰动金州地区。得到了诸如刘心田、李义田、王天阶、王永江、郑有仁、郑有德、曹世科等一大批爱国乡绅德大力支持。阎宝琛作为当时金州地区为数不多的举人，屈尊在自家的庭院之中办义塾，而且亲自授读，这本身足可以证明其爱国之情。但是，一九一零年由金州民政支署长所公布的教育谕令中明令取消民间所有办学形式，学童必须进入公学堂就读。所以，国学义塾从一开始就受到当时日本关东州都督府金州民政支署高等刑事的严密监控。

正是由于阎氏昆仲的国学义塾受到了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监控。故而在三十年代初期，便难以维持下去，随之宣告解散。而阎宝琛并未完全放弃其骨子里与生具来的爱国热忱，转而支持由曹世科、郑有仁等人负责编纂的《金州志》的工作以及金州益友社的活动中来。

纵观阎氏昆仲所创办的国学义塾，具有以下历史意义：

（一）国学义塾秉承南金书院的国学传统，并使之得到延续。谈广庆在《南金书院记》中说：“由是各分廉泉之水，用注学海之波。”可知南金书院上承孔孟，中继程朱。其与中原学统一脉相承，故而能够浸润南金诸地学子。国学义塾的创办是在继承南金书院旧有学统的基础之上，由阎氏昆仲以一己之力使国学在日本殖民地统治教育的巨大压力之下得以延续。虽然国学义塾不能堂而皇之的大规模招生，但是仅有的子弟也能起到薪尽火传的作用。

（二）国学义塾是日本统治时期唯一的一所民办国学义塾。日俄战争后的金州已经成为日本“关东州”的一部分。在其范围内都要不折不扣的执行其教育法令，即“奴化”的教育内容。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一介书生的阎氏昆仲能够挺身而出，独力出资，以全免费的形式创办国学义塾，从形式上说，是唯一打破日本殖民统治者“学制”规定的中国人所兴办的教育形式。

（三）国学义塾的创办是爱国乡绅反抗日本殖民教育的义举。日俄战争后的金州可以说是国破家亡，文化教育处于极其低靡的状态之下，残酷的政治高压统治，其目的就在于使国人忘记自己祖国与文化的“奴化”教育等等都使金州一部分的爱国之士感觉到文化的危机。作为甲午科举人的阎宝琛是亲身经历过因为清王朝甲午战争失利所带来的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而 “皇朝疆域”的大清王朝却目睹日俄双方在自己的土地上烧杀抢掠，而无力制止。因此，作为关心乡邦教育的阎氏昆仲不可能熟视无睹，故而创办国学义塾。就其根本来说，是出于对国家、民族、文化的热爱，对国学传统继承的责任，对日本殖民教育的间接反抗。

在阎氏昆仲国学义塾被迫解散七十年后，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正式恢复了国学义塾。这是我们在文化上纪念桑梓先贤为传承国学而作出的实际行动。因此，白云书院国学义塾在创办之初，就由其创办人张本义先生拟定了《白云书院院规》。其全文是：

一、延续国学薪火，弘扬传统文化。

二、入院均须尊师，向学更要重道。

三、学为己身立本，砥砺志气品节。

四、研读圣贤经典，为学经世致用。

五、举止整齐严肃，立身明礼敬人。

六、读书务必四到，疑误即时明析。

关于“薪火”一词，张本义先生这样解释：“薪火，是指代代相传的学术。庄子说，‘指穷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意思是说，柴烧光了，火种却保留下来了，后来就用薪尽火传，比喻道术学业师弟相传的学统。国学的很重要的传授方法是口耳相授，如所谓‘家学’，就是家族中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所形成的独特学问。如同匠人带徒弟，国学的学习研究也特别重视师承。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前面我已说过。面对今天全盘西化之风，国学的继承和弘扬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挺身而出，肩负起这一历史的责任。”

白云书院在风格上追求古朴、庄重、典雅。在大厅供奉孔子铜像，在走廊两厢树立儒家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顾炎武等人物的碑石线刻造像，以纪念先圣先贤，激励后学后进，所有家具均采用了明式书房家具的样式，完全由榆木做成。参加国学义塾的学子清一色的蓝布国服，与窗外摇曳的竹影与葱郁的青山交相辉映，学子们在立雪堂、博文堂、依仁堂、仰山堂、依礼斋中诵读着儒家经典，迄今为止国学义塾，由亲子班、基础班、提高班、成人班4种班型组成，实行全免费的教育，包括了从4周岁至70岁的学员，从呀呀学语的孩童到白发苍苍的老者，经过六年的学习，所有学员能够熟练的背诵《论语》、《大学》、《中庸》、《老子》等经典名篇的全文，目前已经有1000多名学员从白云书院国学义塾毕业。

勿庸赘言，在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几年，中华民族以从未有过的雄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综合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对于文化本源的渴望也与日俱增，国学也在世纪之初的几年得以恢复，中华文化的外张力正在发展之中，而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恢复创办国学义塾的意义就在于她是我们爱国、爱乡之情与勇于任事的责任感的再现！

三、     国学义塾与“学为己”的书院精神的关系。

张本义先生在《书院和“学为己”的书院精神》一文中指出：“‘修身’一词，也就是孔子所讲的‘学为己’。‘修’与‘学’、‘身’与‘己’互训，都是一个意思。《经典释文》训‘学’为‘治也，习也’，《礼记·礼运》里有‘讲信修睦’的话。《广韵》训‘己’为‘身’。而《释文》所训学为‘治’和‘习’，包含了学习和整治的过程。由此可见‘修身’一词，也就是通过学习以涵养自己的学问和德行来整治自己。”又说：“‘学为己’的思想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也可以说是对自我灵魂的一种终极关怀。”综其所述，国学义塾正是秉承了“学为己”的书院精神，而且将国学义塾的终极目标置于《大学》中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基础之上。国学义塾与“学为己”的书院精神之间有以下三种关系。

（一）“学为己”的书院精神是国学义塾的基本精神。无论是阎氏昆仲的国学义塾还是白云书院国学义塾，其创办的核心理念就是“义”。这个“义”不能将其简单的理解为“义务”，当然，义塾中含有“义务”的意思在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创办者来说，“义”是一种道义、责任；对于从学者来说，“与”是一种追求。《论语·里仁》章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学》中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由此可知，国学义塾中是将君子之义扩展为国家之义。而“义”的实现，却是要从最基础的“修身”开始，即达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的“学为己”的境界。

（二）“学为己”的书院精神是国学义塾的指导精神。《论语·述而》章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国学义塾的创办之初正是有这种被孔子称作“忧”的情结在其中。作为阎氏昆仲所“忧”的是江河日下，国学续传无人，担心我们国家的文化被日本殖民统治教育所“奴化”。而作为白云书院国学义塾“忧”的是怎样在经济飞速发展，信息高速传递，西方思潮大举入侵的时代，提高我国“固有之学问”的抗冲击能力。“学为己”的书院精神本质是“整治和涵养自己的学问和德行，达到圣人、君子的境界。”（张本义《书院和“学为己”的书院精神》）。从而可以看出，在国学义塾之中，就是通过对“学为己”精神的熏陶，达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所以，作为国学义塾指导思想的“学为己”的书院精神，囊括了学子们学习国学的目的、方法、途径和目标，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三）“学为己”的书院精神是国学义塾的终极追求。国学义塾在“延续国学薪火，弘扬传统文化。”（张本义《白云书院院规》）的过程中，所践行的是“学为己”的书院精神。“学为己”的书院精神在完善个人道德修养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国学义塾的终极目标就是通过“为己之学”达到“以学为己”。《论语·公冶长》章言：“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国学义塾所刻意追求的就是通过“学为己”的修身之行，达到“君子之道”。那么，达到“君子之道”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为己之学”。因此，“学为己”的书院精神既是国学义塾的基本精神，更是国学义塾的终极追求。

国学义塾于上个世纪初由爱国绅士阎宝琛、阎贵琛在金州创办，由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高压统治，阎氏昆仲国学义塾与金州益友社一样，没有留下任何资料。但是“路上行人口似碑”。阎氏昆仲的义举至今仍在金州地区流传。或许，人们至今尚不知晓阎氏昆仲的生平，甚至连生卒都不为人所知。然而，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爱国绅士为继承和弘扬国学传统所付出的努力却将永载史册，是我们后世子孙永远不该忘怀的。一九三一年夏，阎宝琛为编写《金州志》在满铁大连图书馆查阅了乡贤隋汝龄《辽海志略》稿本之后，归途金州，时细雨如丝，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举人吟咏出了这样的诗句：

乘兴轻车载雨行，连滨缥缈接蓬瀛。

愿将一邑留真录，岂为千秋搏姓名。

人物至今谁健在，山川终古是多情。

董狐已逝温公邈，回首沧桑百感生。